2014李韶暑期计划个人总结-杨楚笛
2014-09-16

        香港的某个午后,在起伏弯曲的窄道上急速行驶的大巴上,我曾听到过几位项目参与者关于自己参加原因的讨论,这讨论曾经短暂地引起了我的不快。
        “昨天我们组每个说自己参加项目的原因,大家都说‘for travel’,只有他很惊讶,说自己是为了社会考察来的……”
        被说笑声划为异类那个“他”惊讶乃至失望的情感,我是相当能够理解的。因为当初我在读到李韶计划招募通知的时候,吸引我开始填写报名表格的正是“社会经济考察计划”这个引发了我无数联想的名称。因为能在顶尖的高等学府学习政治、经济与哲学相关的种种,固然是一件值得自豪的幸事;但如果抱着“我们的国度不在这世上”的想法而闭锁在象牙塔上,那么所学的知识再多也只能用以愉悦自身而已,这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是很不合适的。同车伙伴们的玩笑话语,让我先前的期望蒙上了一层淡薄的疑虑。
        后来的经历使得这层淡薄的阴翳逐渐消失。年轻人好玩的天性和轻松的态度,也许的确会为一些硬性的任务带来些许消极的因素;但与此同时,这种充满血气与活力的感性态度反而能够让来自各地的大家自由且自然地交流,对自己的喜好、疑惑、思考尽量直言不讳地表达。从学业理想到生活娱乐,再到经济与政治,轻松与严肃、平淡与敏感的话题交织在一起,未来的世界在此间朦胧可见。
        “交流”的重要性是我在这个暑期项目中最为深刻的感受和收获。交流是平等的主体之间试图相互理解所做出的真挚努力,并非为了己方利益而充满了试探和防备的谈判,更不是基于高低优劣之上的教育甚至灌输。这毫无疑问是个人所设想出的一种理想境界;那么在粗糙的现实当中,习惯了周围人与自己相近的思维方式与价值信仰,遇到来自不同环境的差异个体与集体,人们又会如何应对呢?
        第一个尝试来自于社会各界人士的讲座与讲座之后学生们的提问和互动。讲座的挑选可以看出组织者们的苦心,基本上覆盖了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香港部分偏重于政经方面,北京则侧重文化层面);但如果仅仅止步于此,那么这些精彩的讲座固然可以说是让我们受益匪浅,却绝对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交流”——讲座由于自身形式的限制,总是不可避免地倾向于把主讲人的意见极端化、抽象化、简单化;再加上主讲人本身就具有一定共性(会被主办方请来演讲的人大多都属于有知识的精英阶层或者艺术家,拥有类似的价值体系),一场场讲座听下来,犹如了解了一个现代社会有产精英生活与思想的每个侧面,而不是看到一个人群之间有差异有冲突也有融合的完整社会。幸而还有提问环节,学生们出于追求知识的渴望、盘根问底的好奇心与对差异的自然抵触,将自身关注的重点以及自身的信念与疑惑展现在各种问题当中。不同价值观最为激烈的一次交锋发生在一位以“杨佳案”为主题的自由电影播放之后,由于这个话题本身的极端与敏感加之导演在演讲中表现出的同情倾向,听众热切乃至尖锐地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对杀人的道德愤慨、对法制和程序正义的关注、对信息来源真实性的争论乃至于对电影本身艺术性的评判让现场的热度上升,客气和掩饰的纱幕在逐渐融化,思想的种子得以像飞速运动、激烈碰撞的电子云般活跃着。在我看来,在这一步中,有差异的主体至少敞开了让“电子”逸出的通道,即便入口仍然充分受限,但无论如何,在场的人们注意到了关键的一点:世界上存在着很多与自己有着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根本差异的人群,不同的关注点和理解力使得他们眼中的世界与自己的那个截然不同。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结论,在现实中却常常被忽略。
        第二个尝试是采访。与被动接受但却内容相对高质量有条理的讲座不同,采访一方面扩大了考察者的自主性,使其能够更为自主地选择想要了解的部分;另一方面,为这份自主性付出的代价就是来自个别群众相对片面感性的、甚至可以说是缺乏逻辑和“浅薄”的“原始信息”。这些相对讲座来说较少受到理性和科学方法雕琢过的信息,需要考察者的整理、归类、翻译和取舍——门外汉自己完成从原材料到成品菜肴的加工,自然会比直接享用营养师搭配好、大厨精心烹饪的大餐要事倍功半,但这样的经历也会让自信自己品味的享受者了解自己所食之物与成品迥异的原貌、加工过程的奥妙与艰辛,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差异的存在本身以及它存在的原因。更何况,采访赋予这个活动无数的可能性:在与平日很少触及的人和物接触的过程中,也许就会有那么一个或数个瞬间被某些细节、话语或者思想所感染,它们很可能与研究的主题缺乏必然的关联,但这些意外的“偶遇”对人日后的影响却盖过了宏大的主题。某个以灾后丧子母亲心理复健为己任的公益组织,带给我最深刻印象的不是它的负责人那杰出的口才与清晰的头脑,不是它曲折跌宕的成长历程,甚至不是它高尚的宗旨和远大的目标,而是一幅老旧的画面:浸润在蜀地湿热空气和蝉鸣声中,因停电而昏暗的公寓,黯淡并花哨的海报,时复喧嚣的工作电话,大量以社会工作和心理研究为标题的书籍,它们杂乱而充实的堆放方式昭示着主人炙热新鲜的情感。居住在这间“办公室”里的人热爱他的工作,沉迷于他的工作,宗教式的情感充盈着这个窄小的空间——这是每一个踏入这幅画面的人会产生的感想。马克思设想中在劳动中获得自身意义的新人类,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荒野苦行者的幻影,都可以在此地找到粗糙朴拙的原形。
        第三个尝试是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较之讲座与采访,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显然更加平等,也更加接近“交流”的定义;交流本身最大的阻碍也因此摆上台面。主讲人和听众、受访者与采访者之间的信息流动整体来说是单向的,双方各自的角色定位也十分清楚,一个是接受者,一个是输出者,正因如此,信息的河流得以稳定而有序地向着预定的方向平静地移动;而学员之间的互动却如字面意思那样是双向乃至多边的,参与互动的每一个人都不会安于一个固定的角色,更为准确地说,更倾向于扮演输出者乃至说服者的角色。多个源头造就了变幻激荡的湍流和漩涡;缺少出口的河道,增加了堰塞和决堤泛滥的危险。当然,这种危险既然已被察觉,那么人们自然会有所防备——经过词藻柔化后的言语,经过理智删改后的意见,掩饰尴尬的笑容,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以及刻意挑选的轻松话题都是能够阻止洪水泛滥的“息壤”;不过这样的治水方法最终也只能带来寂静的死水,与交流的初衷大相径庭。唯有开辟出更多的出口,才能疏导这些莫测的水流;而横亘在治水者面前的,正是由傲慢与偏见筑成的高山岩壁。正如预想中的一样,政治话题通常进行得短小而暧昧;而在一些看似为不足道的话题上,人们的意见便可以清晰且有力,因为它们无关立场与友谊。坐式的抽水马桶和蹲式的便池,究竟哪一个更加卫生文明——在这个贯穿了整个项目的问题上,我们小组成员各自的旗帜都异常鲜明:大陆同学对便池坚决拥护,香港同胞则对马桶一往情深,双方各自列出了不少支持的理由,如某种如厕用具更加方便、更加舒适、更加省力、更加卫生云云;颇为有趣的是,双方使用的理由常有重合之处。也许早就有无数篇论文用翔实的论据论证过二者的优劣,但“习惯”二字的对于我的说服力显然要比前者强上许多。能够意识到人们不同的意见很多时候仅仅是感性与习惯的产物,而不是文明和落后间的鸿沟,毫无疑问有助于平等的交流;如果还能够主动尝试不习惯的事物,那么岩壁或许能够真的水滴石穿。可惜的是,直到别离的时刻,我仍然可以看到同伴寻找残障厕所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