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贞元会合香培玉琢
2016-05-19

院友基本情况简介:
张康,男,陕西生源,元培学院2001级本科生,国际关系方向。20057月赴巴黎政治学院欧洲事务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后进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要负责欧洲和非洲地区的事务。2012年调到秘书处。2013年考上北大国关博士。

古时,中国男子15岁束发为髻,“就大学,蹍大节焉,业大道焉”,是为束发之年。从2001年首次招生至今,北大元培已走过15个年头,恰如一位翩翩少年,历经童蒙,风华正茂,几近成年。

作为“前无古人”的元培首届学生,当年的班主任刘亚平老师常戏称我们为“黄埔一期”。当然,黄埔军校是昙花一现,江河日下,而元培却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届更比一届强。从最初小范围试点的实验班模式,到渐具规模,建制立院,再至今日元培模式在全校范围的逐步推开,我和其他2001级的同学们一道,有幸亲历、见证了元培从无到有、自小而大、由弱到强的全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模仿了苏联的计划模式,所谓“一考定终身”。一般说来,一名考生高考前填报的志愿便是其大学阶段乃至一生从事的方向,个人重新选择的余地十分有限。现实中,绝大多数学生在填报专业时都未能对大学学科设置有一个真正、全面的了解,让一名涉世未深、年仅十几岁的高中生在踏入高校大门前即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 ,于情于理都绝非上策。不少人为了进入一所较好的学校而选择了较为“保险”的专业,或是跟风于社会上的所谓“热门”而牺牲了个人的真正兴趣与专长。

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北大已举办过多届类似元培的“文理科实验班”。然而,由于教学理念的不同,这类班级在形式上更趋近于“高分班”“拔尖班”,因而有悖于通识教育“有教无类”的初衷与前提。2001年秋,承载着北大本科教学改革重任的元培计划实验班在各方争议中开班。由于是首届试点,准备不足,首届实验班并未在高考统招中直接招生,而是在各院系业已录取的学生中进行抽选。还记得当年,在各院系南门迎新的一片红旗中,元培学院白底红字的旗帜格外引人注目。经过简单了解后,与其他80余名同被元培理念所吸引的2001级同学一样,我放弃了自己入校时的原有专业,通过报名、面试、筛选,正式成为了一名元培人。

在那时,元培的特立独行与其称为卓尔不群,倒不如说是孤芳自赏。事实上,由于学校决策层对本科教学改革的具体途径尚有争议,投入的力度与元培计划的定位并不相称,加之部分院系对新生事物的观望与抵触,最初的元培必须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艰难前行。

首先,在北大校内以及社会上,新生的元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为大家所认知,几乎每位同学都要常常面对“元培是什么东东”“属于成人继续教育吗”之类的问题。与其他院系高大宽敞的院系办公楼相比,最初的元培实验班仅在东门老教学楼拥有两间办公室,3名专职老师,却需承担80余名同学的所有教务、学工与生活事务。由于2001级元培新生并非直招,因而大一时住宿仍分散在各个院系。作为实验班首届班长,在那个手机尚未普及的年代,我曾无数次为了班级通知而奔走于9栋宿舍楼间,与各楼的宿管大爷大妈经常见面。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得以自由出入女生宿舍而无须登记。在选课时,由于部分院系的教务老师认为元培学生的到来挤占了本部同学的教学资源,很多热门紧俏的课程就往往难以入选。作为一名文科生,我就曾有因名额已满而被迫改修生化类C级高数的惨痛经历。诸如此类的问题,据我了解,元培最初几届的同学都曾或多或少地有所遭遇。简而言之,新生的元培尚未呈现出其应有的特色和优势,不少现在元培最值得称道的亮点,由于种种原因还停留在文字或形式上,而因先天不足与水土不服带来的双重不适却已尽数凸显。

在那时,元培的理念刚刚诞生,而具体的路该如何走,没有人能给出答案,长期处于“计划”之中。2001级同学进入元培时,只有一个基础课方面的教学计划作为框架,而在专业课领域,由于各院系对元培理念的理解和配合力度不同,匆匆提交的教学计划未经足够的审核论证,相关专业的导师也未能全部发挥作用,以至于在大二、大三进入专业课学习后,同学们仍需面对不断修改的教学计划和解释。不少同学在专业难以抉择的情况下同时修习两个甚至三个院系的课程。面对课程时间冲突、院系内部信息匮乏、小专业学习氛围缺失等一系列问题,大家无所适从却又必须有所作为。

就这样,几十名同学与学校领导、班级老师一道摸着石头过河,用自己的大学4年时光,来完成教学改革的临床试验。在这种情况下,走弯路是难免的,摔跟头也是常有的。好在80多只“小白鼠”深知自己的处境特殊,责任重大,因而格外抱团,倍加努力。2001级元培班和2002级元培班都曾被评为北京市优秀班集体。在校运会上,元培作为一个建制不全的小集体,也曾连续两届取得乙组第一的好成绩。在2005年最终毕业的72名同学中(个别人离开元培返回原院系,少部分人因故推迟毕业),29人被保送或考取国内大学研究生(4人跨专业保送),21人前往哈佛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国外著名学府就读,继续深造的比例近70%

在独特的学术熔炉中,学会选择成为老元培人必备的生存技能,而勇于承担则渐成一种基本的品质。当年的口号是:“现在的徘徊将成就将来的坚定!”在选择中衡量自我,在迷茫中寻求定位,毫无疑问,元培学生的本科教育和知识结构正是基于自身的智识兴趣,而非单一模式下强制培养的统一样式。毕业后,同学间闲谈时常会忆及当年的种种窘迫,在我听来,语气中倒极少抱怨,而多是一种苦尽甘来的释然。

2007年元培建院时,我刚从巴黎留学归国,这一消息着实令人高兴。在求职的简历中终于可以正式填上“元培学院”,而无须再对“计划”“实验”做过多解释了。历经6年的试点磨砺,元培终于告别过渡状态而步入正轨,成为北大第一个非专业类本科学院。此后,我虽已参加工作,组建家庭,身为人父,距离燕园的生活越来越远,而对元培的关注与思念却始终延续。2011年年底,元培学院院友会正式成立,全球各地的元培毕业生从此也有了自己的组织。由于忝列“骨灰级”学长之列,加之常居北京,同学们推举我担任院友理事会首任理事长。于是,在辞别元培多年之后,我又得以时常见到那些或熟悉、或崭新的面孔。2013年起,我重新回到北大攻读在职博士,上课自习,一如从前,竟毫无违和之感。

上个月,我在学五吃饭,一荤一素二两饭,重新体味当年的味道。恰巧坐在对面的是一位元培2014级的小师弟,英气勃发,神采奕奕。相互通报家门后,掐指一算,两人都不胜唏嘘。

15年了,贞元会合,新旧更迭,当年那小小的幼芽已开枝散叶,洒向大千世界。2005年毕业前,2001级全体同学曾集资铸造了一尊蔡元培先生的铜像,作为留赠母校的纪念。10年过去了,元培的办公楼虽数易其所,他老人家仍始终立于门前,凝视着一批批年青才俊从五湖四海汇集于此,香培玉琢,百炼成钢,现出一个个不同的俊俏模样。

元培君,继续卖力地生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