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雨玹:察史观今,译者无疆
2018-11-27

 

近日,一部名为《四君主》的史学著作在元培人的朋友圈刷屏。值得骄傲的是,这部译著的译者是元培15级、今年刚刚大四的蔡雨玹。在一个秋阳和暖的午后,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刚刚结束新生讨论班助教工作的雨玹学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雨玹学姐在元培的故事,以及《四君主》的翻译中不为人知的细节。

 

 

 

人物简介

蔡雨玹,元培15级世界史方向,曾任元培学院学生学术学会副主席、《见闻录》编辑部主编。

 

采访主题

专业选择、学工历程、书籍译著

 

关于专业选择

 

 

Q雨玹学姐好!您能不能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了世界史专业方向?其间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调整?

A我七八年前去过土耳其,开始对土耳其语,或者说是文化感兴趣,但当时还说不太清。来到北大终于有机会学习土耳其语,想文化和语言都离不开历史,就选了世界史专业。照此来看的话,我可能一开始对历史学本身没有太多追求,也不知道自己能为这个学科做什么,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大二下。我也不像好的历史学者那样长于逻辑思维,所以混沌了挺长一段时间,尽管大一下还开始学习希腊语,因为希腊语材料丰富。其实这只是找个看似理性的说法说服自己。

      好在目前算是清晰了一些。可以说机缘巧合,也可以说伏行的草蛇终于显露了出来。大二下去希腊交换了一学期,暑假还在土耳其参加语言班。可能是因为比较深入地和当地人接触、真正生活在这里,也多读了几年书,逐渐领悟到这片土地究竟是什么打动了我——大概是hüzün呼愁)吧,既是荣耀,又是忧愁。从这一点看,虽然土耳其和希腊这是两个国家,却怀有同样的民族情绪。回来之后我就开始和导师学习与之相关的民族主义,现在也在做这个。也许那几个月难得的经历让我获得了做历史的动力。

      但这并非灵光乍现,因为我不是第一次对这两国共同的hüzün情感有所感悟,只是之前从未在历史学语境下考虑,大都写在歌剧、舞剧评论和游记里。我想这可能和我学习和爱好音乐有关,长期训练使我能捕捉到不同版本很小的细节表达意涵的差异。这种细致的观察可能有助于历史地思考,也许正是hüzün、什么滋养了hüzün,是之前令我不明不白被希腊和土耳其如此吸引的原因。当然我也觉得搞历史的人还是不要太敏感纤细为好,毕竟不是文学和艺术。前者重,后者重历史作品亦被称为历史书写,也就是在材料中观察到什么再表达出来,是两个环节。在某种意义上,这和优秀演奏家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虽然他不一定能创作出好曲子。正如当代历史学者一般不会成为文学家。

      我从初中开始写剧评。起初是比较浅的舞台描述,后来逐渐开始过渡到作曲家本身、脚本和不同版本,这也许是我和历史最初的关联,有点类似于把一场演出当成一个文本来处理,只是我当时太小没有这种意识。现在虽然认识到这一点,却也时刻害怕把看剧和写剧评的方式带到历史学学习里来,建构太过。这也是我到现在仍然没太弄清的一点。另外就是,我这些对于历史的浅薄感想有点把历史学作为表达方式的意味,历史学的主体性也成为一个问题了hhh希望自己以后能想通吧。

 

 

萨义德对于歌剧的评论

 

关于学工经历

 

Q据我的了解,学姐还加入了元培学学学、《见闻录》等学工组织,您可不可以谈谈做学工的收获?

A学工是我非常值得珍惜的一段经历。和我在三学共事的其他同学,可能之前都有很丰富学生工作经验,我则在这方面比较,也没怎么想过。因此三学于我意味着全新的生活方式,也带给我迥异的视角。过去我两耳不闻窗外事,来到学学学之后,我开始学着去体察和发现大家的需求和需要改进的地方,设法实现,考虑问题也更全面。大学里每个人学业都很忙,不过学学学的学长姐、同级同学和低年级同学让我逐渐体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反过来也能解释得通:只想着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穷,心怀别人便可称为达。虽然我们做的都是和学院教学相关的具体事情,但我也知道有的同学真的在其中注入了经世济民的理想。元培不仅是一个教育组织,也是一个社群。

      说到这里我还想提一提《见闻录》编辑部,它的定位是元培改革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不仅涉及教学,也包含其它方面。大一的时候我跟着学长学姐用偏社会学的方式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大二我处理这个刊物时则受到社会史的影响。可以说我是先在一边看了两年,才真正进入到三学核心做实际工作。这种体验很不一样,就像是中国古人治史与为政的关联。我很钦慕史书写得好、又能安邦定国的杜佑,但其实这真挺难的,因为即使看清过去、明白道理,现实中有些事却不一定能解决,只能更惆怅。

 

关于《四君主》

 

 

 

Q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您的译著《四君主》,关于这本书,我们对您背后的翻译工作还了解不多。请问雨玹学姐因为什么原因开始了译书的工作,又为什么会选择译《四君主》这部书?

A其实不好说这是我的个人选择,是师兄和我说这个出版社想找人翻译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和奥斯曼帝国古典时期相关,我对这个时期比较感兴趣,也希望以后深入学习,所以就答应了。而且当时我正要去希腊,时间比较充裕。

 

 

希腊塞萨洛尼基,透过伽列里乌斯拱门看对面的东正教堂和穆斯林街区

 

Q看来您与《四君主》的相遇也有机遇和缘分的因素,那么您在译书过程有什么意思的事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A: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在发生那些事情的地方翻译这本书。我翻译这本书大部分时间是在希腊,后来夏天转道去土耳其、塞尔维亚和英国,书里的科孚岛、伊斯坦布尔、贝尔格莱德、伦敦都一一到了,或者法国、中东欧、南欧和中东的一些地方,也是之前去过的。翻译时就像故地重游,很亲切,书上所写、自己的理解混合过去的记忆,又会产生新的感觉,越变越多。

 

 

雨玹学姐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南斯拉夫历史博物馆

 

Q那么在您译书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困难吗,或者说,现在看来译作有哪些遗憾吗?

A还是会有的吧,因为可能有错啊。《四君主》是通俗性历史类书籍,所以让我一个本科生来翻译也许还能凑合吧。从参考文献也能看出来,这本书不太难,讲得比较浅,观点也传统,定位基本上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

      如果说有意思的话,是比较的视角,把四个君主放在一起,和伯班克的《世界帝国史》 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过后者是比较严肃的学术作品。《四君主》的视野几乎覆盖整个欧洲,我本身不是搞欧洲史的,所以一边翻译也一边学习了很多。

      反思起来,我觉得可能译文里带了很多个人行文风格,对原作者语体的把握不是很到位。当时英文还不是很溜,总怕理解错语意,所以相对比较忽视语体。现在英文好点了,再看原作发现作者可能本来就写得通俗,我却搞得一本正经的。比如书里提到很多教皇,出于16世纪仍然是天主教占欧洲主流的考虑,我全部按照天主教译法翻译。不过编辑改成了中国大众比较熟悉的新教体系。但是这本书的主人公里有两个都是天主教君主,语境有点跳。我不知道出版界怎么看这件事情,不过个人还是觉得统一一下比较好。当然编辑采用新教体系也不是不行,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人。可以说是一个还有待商讨的问题。

 

 

《世界帝国史》

 

Q以一个译者的视角,您在阅读《四君主》时有怎样的想法,包括在您看来,这本书在您的学术道路上有什么启发和帮助呢?

A《四君主》的最后一章标题是Worth Celebrating值得称颂),全书最后一段说,纵观欧洲历史,没有哪段50载光阴能与16世纪上半叶相比肩。很多史家都提过16世纪的特殊性,称之为辉煌盛世,并以此解读这个时期的欧洲史,这本书也是这样,它将四位君主置于16世纪灿烂宏丽的时代背景下,讲述各国的政治家和统治者通过各种方式一展盛世风采,无论是战争还是金缕地之会。

      这种类似于时代特征的意味是我后来看别的书时体会到的。我举一个具体一点的例子,如何用16世纪的时代特征来解读当时的奥斯曼史。传统上一般把苏莱曼和大维齐尔易卜拉欣的关系解读为不太正常的intimacy,中文可以翻译成亲宠。易卜拉欣也就被写成奸佞小人了。稍晚近一些的作品则会从奴隶制角度来解读,关于这一点可以和侯旭东老师的新书《宠: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结合着看。最新的想法是,苏莱曼在即位最初十几年经营重心在欧洲,和欧洲诸雄一争高下,至少气势上不能输,所以他会需要一个懂欧洲的政治路数、和欧洲往来密切的人,而阿尔巴尼亚基督徒出身的易卜拉欣就刚好满足了这个要求,直白地说就是他比较擅长带节奏,善于营造气氛,比如他筹办的割礼等大型庆典。因此,1530年代之前苏莱曼和易卜拉欣特别亲厚。后来苏莱曼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东方,忙于处理和伊朗的关系,政治和文化倾向逐渐偏向伊斯兰,易卜拉欣就不那么重要了。从时代气息的角度来考量历史事件,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结论。

      总之《四君主》这本书是很科普的,不能指望它多么实证,但把握时代脉搏不成问题。某些观点比较老套,大概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关于奥斯曼的好印象。

 

 

 

学姐寄语

 

Q感谢学姐的介绍!在访谈的最后,您还有什么经验想对元培的学弟学妹们分享吗?

A在大学里面多多尝试总是好的。不过我记得大一时一位学长和我说的一句话,到现在仍然很受用:大学里人们都想得到更多的东西,所以需要学会的是怎么舍弃。现在也把它送给学弟学妹们吧。可以说这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尤其是元培同学要面临的。都说大学里更看重个体,但实现起来却比任何时候都难。相对成熟、前景广阔的选项自然比较保险,但勇敢地发掘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也是个好主意。把自己交给自己,只有选择的岩浆烧过一次,我们才会更加坚定。

      至于世界史专业上的问题,我姑且用自己走过的弯路做前车之鉴。一定要好好学外语,不论是英语还是对象国语言,英语不溜就无法接触国际前沿,对象国语言不顺就看不了材料,或者理解不准确、效率低。另外多看书也很重要,人文社科都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