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叶:讲我们的故事
2018-11-27

 

十月十二日晚上的元创空间,

时间草原上牧歌悠扬。

十月二十日晚上的元创空间,

余音散去后的场地在黑暗中等待下一次被点亮。

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在《时光草原的牧人》音乐会上带来精彩演出的林叶师姐

一起聊一聊关于北大,关于吉协,关于元培,也是关于我们的那些事儿。

 

 

 

人物简介

林叶05级元培系友,18届社会学系博士,现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吉他协会会员。

 

Q:学姐您好,首先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样一场精彩的音乐会。您能谈谈您都为这场音乐会做了哪些准备吗?

 

A:我们排练了几次,次数不多。上一次我们有专场应该是在16年的3月份,在波士顿。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些吉协的人在波士顿读书,我们就一起凑了一个场。那个阶段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比较紧密的学术状态了,不可能经常有时间来排练,因为排练跟自己练琴不太一样,需要凑人、凑时间,这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我16年回国以后做了一年多田野调查,做完调查以后又写了大半年毕业论文,这个过程当中我基本上跟这种事情没什么关系了。所以我们这次还挺吃力,比以前吃力。因为刚刚过渡到不是学生的状态嘛,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

   但是因为这个机会很好嘛——我倒不是想表演,因为我没有那个欲望——但是我很想把很多很好的音乐作品传达出去。我们在演出里面没有放太多自己写的歌,而是以在吉协听到的歌为主。我在吉他协会待了很多年,曾经大家都会唱的歌,因为一代一代学生的走掉、毕业、有了代际区分,我们也就不再在协会的演出里多唱它们,因为得尊重每一批人自己的喜好跟口味(我觉得每两到三届学生可以算作一批人)。所以借这次的机会,就想让你们听一下我们这批人其实喜欢的是什么东西。

   实际上我们当时有很多学会的歌,根本就不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都是更往前的,好像这是一种固定的结构,我们总会再往前去听比我们更老的人,他们那个时代,会出现什么样的作品。这有个好处,就是往往在你之前的那个时代留下的作品,能留下来的基本都是好东西。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这个套路,现在留在吉协的老人,如果演出的话,他们会想要讨论这个问题。比如说七八十年代,其实我们根本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音乐,但是你会发现,七八十年代真的留下来的歌,他的作曲者是如何安排包括和弦进行的,其实都是值得挖掘的,而且跟现代的、尤其是跟最近的十年相比的话,可能其实他是胜出的而不是落后的。我们主要是这个状态。

 

 

 

Q:我当时有幸到了音乐会现场,您唱的歌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我的脑海中仍然充满了一走就是几万里的魔音。那么您作为演唱者感觉现场的气氛怎么样?

A:现场的气氛非常温馨。这个人群跟我们以前面对的人群不太一样,以前的话是吉他协会的新老会员吧,基本上以学生为主,很少会有老师来的,所以整个气氛不太相同。学生的笑点比较低,笑话说的比较开,互相沟通的那个状态是比较平等一些。那天晚上李猛老师在嘛,还有一些其他的老师,和一些个别已经工作的人,所以那个场合就是比较分裂。

 

“观众的观众”

观众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群体。音乐会的气氛其实80%不是演员带来的,而是跟观众的反应有关。所以那天晚上很有意思的是它最后其实是一个比较温馨的氛围,笑点有点高,说笑话有点辛苦。而且还有儿童,那是一个很复杂的场景。但是总体的气氛还是很好的。

对我来讲,观众回头跟我说很难忘,对我来讲也是很难忘的。对我来说,每一次我们去演出,不管在哪种场合,我都是观众的观众

 

 

 

Q:您对元创空间这个场地有怎样的评价呢?

A:我真的很感激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我来给你们细数一下北京大学的学生民间文艺活动的空间场地的演变

  那我只能从05年开始讲起,因为我是05年入学的。开始的时候是在艺园食堂五楼。那个时候那里是一个非常公开的空间。四楼和五楼中间是个大天井,没有用那个大板子隔开,四楼也没有变成会议室。很多的教室是公开的,包括有钢琴的教室也有一些是开放的,你随时随地只要想上去,那个门是开着的,你想弹就弹。总体上真的是一个没有围墙的状态。

“要保持一个很自由的,便宜的,方便的方式”

后面经过一个演变,就是艺术学院去接管了艺园五楼。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学院也接管了这些社团排练或者是学生文艺活动的空间。因为那时候你开始要借教室,它要向你们出借钥匙,那么你就要接受它的安排。你不可能随时随地想去就去。吉他协会当时很特殊,我们自己争取到了其中一个很破的小房间的独立的使用权。我们那个墙上是我们为了吸音自己粘的破棉被。我不知道现在艺园五楼条件怎么样,但是当时艺术学院安装了非常好的吸音板,条件确实是改善了,但同时你的这种活动的状态也变化了。

到后面因为艺园要拆还是其他的原因,然后要建新太阳,要求我们得挪。我们从那个五楼搬下来很不容易,因为它给的是地下室。地下室其实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排练,因为混响太大了,学校也不愿意花钱去做隔音什么的。我们协会也是动用了多年的积累,包括一些协会成员个人的技术能力、社会资源——因为一切都要用最便宜的、最好的方式——然后就是找施工队来做、自己设计、解决技术问题。所以就是吉协自己重新做的这些,包括吸音板。这个过程是独一无二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演出的场所。其他的社团对声音的要求没那么高,新太阳的地下地上的教室基本上可以满足它的需要。但是对音乐社团来讲这就很麻烦,调音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早年间主要在南配殿和百讲多厅,现在南配在修,百讲逐渐存在涨价和档期难排的情况,所以我们就得在学校各个其他地方寻找,包括有些学院楼里面的演出厅、报告厅。但是很多地方是要钱的,而且很难约。就是大家是一种被赶来赶去的状态,其实是挺不容易的。要保持一个很自由的,便宜的,方便的方式,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我觉得最近几年学校里其实是变得不太容易。

希望把元创空间变成以元培为基点,

向全校开放的,给文艺社团活动的空间

元创空间的出现让我觉得很惊喜。我也在试探这个空间,比如说我那天问了很多问题,包括场地性质、包括我最关心的事——要不要钱呀?然后我知道是免费的、对全校开放的以后很感激。我一开始其实很担心,以为元创就是为元培开展的,而我是因为李老师的个人的关系才被允许来演一场。但后来发现并不是的,车老师介绍说,其实他们非常希望把它变成学校里面的,以元培为基点,向全校开放的,给文艺社团活动的空间。我觉得这真的是学校里民间文艺社团的福音。而在这几年里面出现这样的东西是很宝贵的,是很不容易出现的。

我们当时发现元创空间的技术性问题一个是人数,就是它上面的承重能力,限制了能够上去的总忍受。对于一些比较安静的小规模的活动还不是个问题,但是其实那上面的空间还比较大,所以我还没有想好以后可以怎样使用。比如说有的人在这半边,那那半边做不做活动呢?声音会不会互相影响?因为它的基本结构是通的,而且混响很大。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是音响的问题。就这次马远卓(我们协会的鼓手,他也会调音)花了好几个晚上在研究元创空间的音响问题。我想元创之前的主要活动就是主持人拿话筒说句话就得了,而这次因为要演出就变得要求比较高。他也是琢磨了很久。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许可以再改进一下,既然要把它作为一个文创空间,一定会跟声音有关嘛,如果能把这件事情做的好一点也是一劳永逸的。音响既然放在那里了就把它做得稍微好一点,那样那个空间真的就活了。

 

 

 

Q:我注意到您和许翰艺学长的配合相当默契,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创建人类学家组合的历程?这其中有没有哪件事给您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呢?

A:当时我应该是人类学博士一年级,他也是上了很多人类学的课。我们是从哲学系吴飞老师那里开始上人类学课的,后来我从哲学系转到社会学系,跟着朱晓阳老师。许瀚艺一直留在外院,但他博士论文做的是影视人类学,所以其实也一直是在人类学圈子里面的。我们俩当时是出于一个非常粗浅的、很浪漫化的认识起了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原因是那个时候人类学非常的孤僻,这个词很多人不知道。但到后面这个词越来越多人知道以后,这个组合的名字就有点土得掉渣,已经失去了它基本的趣味了,我们只是挂着这个名头而已。为什么还用这个名字呢?因为我们两个都已经进入学术界了,我们不是职业演员,就是还想给自己之后的职业生活里留一点音乐的空间嘛。而且好像自己叫人类学家组合,你干这件事的时候,大家不会太觉得你不务正业。

 

Q:我们可以看出来,您现在对吉协还是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也一直在关注着吉协的发展。我想问一下,您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加入吉协呢?

A:加入吉协呀,就是百团大战的时候,看到吉协有一个我同班同学,元培05的,外号叫蜘蛛,他当时就说来来来,加一下。我就加了一下,然后交了十块钱,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加入这个团体。其实这也是一个互相选择的过程,就是你发现这个集体你特别喜欢

  “不断地在吸纳,但又同时很有边界

   吉协这些人,不光是音乐上,还是精神气质上,就特别合得来,特别有正义感,然后也很幽默,大家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都抱团在一起。而且那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技术的,就是追求硬件技术的人和追求这种集体生活的人和铁杆观众都是非常和谐地在一起的。然后我们有大量共享的共同生活,共同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微信,没有微博、人人,然后也不用qq,我们就用bbs,而且是term模式的。在宿舍里,只要你电脑开着,就一定挂在term上。比如你写论文写到一半,就突然弹出消息:去讲堂门口扰民。然后一下就都去了。那时候就是在时刻准备着,大家的参与性是非常强的。

  我们不光在一起弹琴,还有很多活动,比如一起吃饭,一起自习,一起刷夜啊,比如一个人快不及格了,旁边那人就来,我来帮你补你的整个校园生活完全是跟它重叠在一起的。

   然后大家的爱好、想听的东西和吉他协会的音乐文化都很特别。就是你看我们唱的歌,很多人都说没听过这种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它很难分类。这些东西在协会里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人、一群人天天在唱这些歌,然后就会有一种特定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的边界性其实是挺强的,就是你不知道就不知道,你知道的就知道。所以它是不断地在吸纳,但又同时很有边界。边界就会给你集体感,如果你说我们全北大都是一个集体,那这是一句废话,因为这其实是没有太具体的边界的。但吉协就这么几十个人,我们其实是特别团结的,就我们说个笑话,别人听不懂,你好像是有暗语一样,这种感觉会非常好。

 

 

 

Q:您刚刚提到了正义感,是怎么体现?

A: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以前图书馆南配殿的郭师傅,他的工作就是帮你开门,帮你开灯,然后给你开那个音响设备。其实我们跟他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交往,就是每年都会在那办几个演出,然后每年都要去跟他打交道,我觉得这个就和不同时代不同的学生气质有关系。比如每天在宿舍里、教学楼里的打扫卫生的人,你们这批学生中的大多数碰到了这种底层员工,大家都没有多少交流,这不是在责怪任何人,而是现在你们的整个生活的方式本身,导致你跟他也没有什么交流,你也跟他没法有什么交集。

这个协会把你的正义感和热情,

把你所有愿意为一个事情付出的

智慧和辛苦全都用上了

但那个时候,整个气氛都是很平易、很融合的。我们就和郭师傅非常好。后面他生病了,回老家去了,我们协会有一个和他住得不太远的人,放暑假的时候他还去看他。那年夏天,他和一个协会的女生说两个人写个歌送给郭师傅,祝他早日康复,那首歌叫《善良的人》。然后我就借了机器去拍,上面的人在唱,我就在后面拍全场,录着像。当时计划拍完把录像送给郭师傅看。在他们开始唱的时候,顶了郭师傅班的那个小保安就过来问我:“你这是拍给谁啊?”我说:“给郭师傅。”他的脸一下子就僵了,很诧异地说:“他都去世了啊。”当时我们一点不知道这事,听到以后脑子垮答一下,又不敢出声哭,怕上面唱歌的人看见,他们还没唱完呢。后面大家知道了都很伤心,好像之后给郭师傅上坟的时候,把带子给他烧过去了。这件事是很有代表性的。

北大的社团真的是很“北大”

还有2008年的时候,当时汶川大地震,吉他协会办过一场赈灾的义演,也有很多学校里其他的音乐人来参加,最后募得了两万多。比起通过红十字会之类的机构那种漫长的、不能获知明确目标、没有针对性的捐助渠道,我们希望用这笔钱做一件更直接更有针对性的事。吉协当时就有个人,他不是北大的学生,但跟我们关系非常好,他那个时候自告奋勇去汶川,甚至在那边给救援的部队引路,非常勇敢。当时协会的人了解到有家医院明确表示缺抗生素。我们当时确定需要多少,我们的钱能买多少,然后就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协会里的每个人真的是各显其能,最后成功拿到了抗生素,借了专机的一个空位给运过去。当时那个医院的人员,就在那个地方等着专机,药品迅速地就进医院了。我觉得换成其他任何一个协会,他们都很难干得来这个事。

这个协会把你的正义感和热情,把你所有愿意为一个事情付出的智慧和辛苦全都用上了。所以就是独此一家,真是独此一家,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就是非常北大

 

 

 

Q:感谢学姐的分享,在采访的最后,您对元培以及元培的学弟学妹们有什么建议吗?

A:也谈不上什么建议,就是听李老师的话就对了。元培的生活确实比较特殊,不是普通的北大的学生都能有这样的遭遇。这种遭遇会确实改变我们生活的进程,就是不管是做学术的还是工作的,还是做别的事情。李猛老师也让我们去想过元培到底给我们什么东西。

“给你自己不断的跟自己斗争的机会”

我是一个不会说官话的人。但我觉得确实是有所改变,包括它给的机会,不是多一个名额,或者是一个什么项目,而是它给你大量的选择(这也包括你不能不做选择),那是给你自己不断的跟自己斗争的机会。其实这个机会挺重要的。我到了硕士、博士以后在这点上是比较安逸了的,辛苦的主要是跟读书的具体内容作斗争,但我要做什么这类问题我是不会再焦虑犹豫了,因为在元培的时候已经反复想过了,到后来就不用纠结。换句话讲你有过这个阶段,所以后面不会特别疑惑;碰到问题的时候会淡定,因为一开始就知道我要承担这个东西了。

因为元培的多样性,你会发现里面有好多种选择。比如说当时普遍觉得未来想要变成任何一种人都是可以的,但在别的院系可能这种对选择的丰富想象不会这么宽泛松散。元培会给你一种想象性,让你以为你具备任何一种可能性。所以那个时候就在很激烈地跟自己(的想象)斗争,那个时候的选择我觉得很重要,它为后面做好了铺垫。到后面碰到事情的时候你就明白,第一个你要为你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跪着也要把这条路走完。第二个就是,我想过了,我确实想过了,所以当一些事情到来的时候自己该怎么走路还怎么走路,不会轻易改道。

“一种很紧绷,但是又很开放的状态”

然后第二个是元培给你一种对专业的不确定感,这会促使你极大地释放那个你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的精力。我现在会有一种畏首畏尾的感觉,太累了就不行。但那个时候可能不会有,而是充满像我前两天参加社科院军训时候那种拼命的感觉。我们军训的时候从早上5——因为不给你时间看书写论文啊——就起来爬山,六点半跑步,然后白天训练,晚饭遛弯,睡前还打乒乓球。这个很像当年在元培的状态,它不给你畏首畏尾的机会。这没有好与不好。它就给你这样一种很紧绷,但是又很开放的状态。只要你愿意去做,那个东西可能就会来。

我当时选的课比较多,门类还比较杂,我讲的杂并不是说我选的很多而杂,而是因为我的重心很杂。我记得我中文系、哲学系的课选过以外,我还选过潘文石的环境与文明。虽然它只是一个普通的通选课,但我会在上面花非常大的精力。就是说你的精力会给34个方向,而且是全身心地扑进去。

我们当时是第三年选专业。这可能对某些人来说是不明智的,尤其在今天你们所在的环境,你需要提早做选择,不然你的绩点拼不过别人。那时候一个是像李老师反复强调的——不光是他们那个年代,包括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学校对你的、包括正式学术生活对你的控制都是比较低的。

你们的压力比我们要大的多,那个时候我们的压力都是自找的。你做一个闲人是有压力的。但你如果想选择要如何去进步自己、如何去使用自己,你是真的有自由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会在好几个方向上特别的用力,想要投入进去。那几个方向我都曾想过我要毕生去做这个事儿,这是个很认真的选择,所以会非常投入。这个机会只有在元培才比较容易发生,别的院系似乎主要体现在一次转系的机会上。

“能够承担挫折是可能性的开始”

但元培也是有失败的。从元培的这种制度设计来讲元培的过去也是有一些失败者的。对于这些失败的个人来讲,他们实际上付出很多代价。我想今天元培一定也有这样的人,甚至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在心里暗暗揣测,自己是不是至少局部地遭受到这种挫折。我们不应该避讳这种挫折,元培就是会产生挫折,而且这个挫折对有的人来说是不可逆转的。比如我就觉得,如果当时我是一个哲学系的学生而不是元培的学生,我的哲学道路可能会比现在走得更好。

没有必要说这个挫折是对你未来好——也许它真的对你未来不好,它扭转了你——但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坦诚地认识到这一点,对于自己走出这个困境就是有帮助的,承担这种挫折是未来开展一切可能性的开始。

“要互相关爱”

第三个就是你们互相之间要关爱呀!因为元培的一部分压力其实是来自彼此之间的,因为它的分数线依然很高,大家都会在一个非常努力的状态上起跑,没有懈怠。而别的院系大家是参差不齐的,有的人心态会非常的放松,元培却很难那么放松,那么它就会有一定的隐性的压力——不是那种同专业的压力,因为我们宿舍的室友都跟我不是一个专业——当你走到一个关键的节点,大三大四或者申请某些项目的时候,这种不平衡或者疑惑感其实都会比别的院系大。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小团体的抱团,不论学术的、文艺的或者是运动的团体,都是很重要的。

“把元培变成北大里面一个很可爱的团体”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元培今天的资源,真的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多很多。我希望元培的资源,像元创空间一样能够尽可能地面对其他的院系开放。

我们那个时代觉得自己特别衰(sui)就是因为很多院系其实对我们是有点排斥的。所以我们那时候会觉得哪里都不要我。但元培制造的一种想象又把你对自己的预期抬得很高,这就加重了你的这种很不爽的感觉。今天的话我觉得肯定会有类似问题,但是你们比我们多了很多物质性的资源,比如说你的宿舍楼里的那些独立的空间,人家院系没有你们有——这些东西会给你一种自己被抬高了的优势感觉,这个对你们可能有点治愈作用。

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不可以恰恰借用这些空间,有限度地将它们向全校开放,为元培打开一些向外的窗口。我觉得那样的话,会把元培变成一个在北大里面很可爱的一个团体。这样元培的学生对自己反而会更有认同感。就像吉他协会。吉他协会特别爱憎分明,这就是说有憎、有边界,但也有爱、对外的爱。当时我们和一些社团会像联盟一样,大家碰到问题会仗义帮忙。人家谈到吉协的时候的那种亲切的眼光,不是因为你多牛逼,而是他会觉得你真的是从一个特别好的集体出来的一个人。他会愿意接近你,他觉得你是一个会接纳他的人。其实我觉得元培也具备或者有可能具备这种气质。如果能达到这种状态的话,对元培的学生自己来讲也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