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2008年到2016年，张博然、刘乐、刘拓、薛逸凡、侯铭泳、安永睿，这是北大元培学院古生物学专业复建至今的所有学生。每一届学生，有且仅有一名。

 

一张特别的毕业照，让北京大学一个神秘而高冷的专业火了，原本默默无闻努力学习的学生渐渐被外界知晓。他们学习的专业是古生物学专业，这个专业在本科阶段开设的中国高校屈指可数。

 

2008年，北大元培学院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基础上复建古生物专业，这也是元培第一个跨学科专业。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生存在地球历史的地质年代中、已几乎绝灭的生物，诸如三叶虫、恐龙和猛犸等。

 

2014年6月，北大元培学院学生薛逸凡在人人网上传了一张在北大图书馆前的独照。穿学士袍、戴学士帽的她与大多数毕业生并无二致，引人注目的是她头顶的一行红字“北京大学2010级古生物专业合影”。

 

明明是一个人，却是合影?这张照片迅速点燃大众兴趣，古生物学专业被“解剖”的同时，更多人好奇，他们为啥要选这么冷门的专业?

 

 

 “既然能选，就选自己喜欢的”

 

和老牌名校北京大学相比，15岁的元培学院年轻得很。在薛逸凡一个人的毕业照爆红之前，即使是在元培学院内部，古生物学也鲜有人知。

 

张博然是2005年山东理科高考状元，2008年转入北大古生物学专业，成为这个专业第一届学生。但他从来都不觉得古生物学是冷门专业。在美国读博期间，他曾跟同学一起在实验室里丢蚂蚁，观察蚂蚁下落过程中的运动方式。后来他还见过一位研究课题是“蚊子会不会被雨点砸死”的学者。

 

“这些研究中间其实是有完整的逻辑链条的。扯得非常远，但也非常好玩儿”，说这话的张博然大笑。

 

与张博然不同，薛逸凡很早就笃定自己喜欢古生物学。高中时，她参加全国生物竞赛，为了拿到金牌(也是保送北大的通行证)，每天6点多起床做实验，晚上熬夜咬牙做研究生的题。

 

“开始报本科志愿、选专业时，我才发现，别人想得多一些，会看专业的出路、工作、收入和可适用性。我没太多想，既然能选，就选自己喜欢的。”薛逸凡说。

 

作为北大古生物学专业复建后的第一届学生，当年张博然的确遇到过麻烦。生科院与地空学院交叉上课，但双方老师都不会考虑到考试时间的冲突。“时间差不多的，只能考完一门再跑去下一个考场”，他回忆。

 

另外，元培学院本身不为古生物学开课，大部分专业课程设在生科学院和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所以张博然和师弟师妹们，并非永远只在一个人的课堂上课，但他们仍需要适应或多或少的孤独感。

 

薛逸凡说，尤其是跨年级选课时，其他专业学生通常按班级上课，见到她是生面孔，往往主动隔开一个座位。“有时从早上出门上课到晚上回去，一整天都说不了一句话，因为大家不认识你，不会跟你说话”。

 

由于还没有师弟师妹选古生物学为自己的本科专业，目前大四的安永睿是北大三万余名学生中的古生物学“独苗”。一旦他毕业，意味着已是“六代单传”的北大古生物学，将出现至少两年的生源断层。

 

 

 “热爱即导师”

 

 “他们都挺有主意和个性的。”8年来，北大元培每个年级的学生不少于百人，沙丽曼老师却对每一任古生物学专业学生都有印象。比如第三任学生刘拓，去年暑假在伊拉克寻访古迹时被扣押，所幸后来平安归来。

 

对于安永睿，沙丽曼的评价是：“不讲究吃穿，就是学习特别认真，爱户外徒步。”

 

大学四年，安永睿几乎把奖学金和零花钱都花在了徒步上，还买了艘皮划艇。

 

这几乎是古生物学专业学生的共同特征：对大自然发自内心的热爱，并愿意为此付出旁人看来近乎痴狂的努力。

 

比如，张博然会告诉你，旅行时到底应该怎样看野生动物。比如谈起南极的企鹅，“南极的动物种类不是很多，如果只看种类，你很快就会觉得无聊。实际上要看动物做了什么。”在他细节丰富的讲述中，遥远的南极变得极有画面感。

 

即使是热爱的事物，深入的过程也非一帆风顺。“地质学最基本的岩石磨片，我始终都看不好”，张博然说，直到从古生物学专业毕业，这都是他的弱项。

 

 

 “学术和科普都是探索未知”

 

“又要花上5年青春啦!”谈起未来，即将本科毕业的安永睿感叹。他已被保送至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硕博连读，专业方向是第四纪地质学，师从周力平。他说，以后还是想走学术研究的路。

 

做科研，是北大古生物学专业迄今6位学生的主要选择。据了解，第二任学生刘乐，将成为古生物学方向的老师。第三任学生刘拓，目前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在读博士生。

 

薛逸凡告别古生物学后，选择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生物医学信息学读博。在她看来，在北大学了古生物学，圆了儿时对古生物的喜爱，已算得上圆满。

 

他们的大师兄张博然，现在是泛科技兴趣社区果壳网的科学作者。他以每周2-3篇的速度，发布了132篇科普作品，有粉丝2.4万名。

 

没做科研，让张博然有些许内疚，但他更想把手头的事坚持下去。张博然说，很多科学问题的背后，牵涉着复杂的社会和伦理问题。就像转基因产品或是PX项目，单纯强调科学理性，无助于消解公众焦虑和恐慌。“你不能只是理性拿来，啪叽一下砸在公众脸上。”他想为公众讲述关于生命的“大故事”，并尝试为科学赋予抒情性。

 

“虽然没有做科研，但古生物学和演化生物学的学习建立了我的世界观”，张博然搓了搓手，“我在尝试把这种世界观完整地表达出来，如果做到了，也算是对得起我的老师吧。”

 

(文/冯群星)

2016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