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经历

Q：师姐好，访谈的开始想先请师姐面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您是哪里人，以及您就读大学之前的经历。

A：我是南京人，中学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我2005年上大学，在2002年到2005年期间它是南京最好的学校之一。它的中考分数线很高——因为我的小学和初中非常普通，考上南师附中并不容易，所以我对这一点印象很深。

除了分数之外，我们中学也有一些特点，就是它很有传统。我记得我们入学时就听说它已经有八九十年的历史，鲁迅和钱理群都是我们的校友——虽然更远的历史难免要追溯到它的前身，和我们没什么关系，但钱理群老师对我们有实实在在的影响。我读高中时他正好回南京，在南师附中讲了一学期鲁迅。高中生嘛，难免有追星的心态——他是北大的教授，我也确实很喜欢鲁迅，所以听课后我就觉得一定要考上北大。后来这个课程还整理出了书，叫《钱理群中学讲鲁迅》，里面也收录了我的作业。

这次听课的经历对我高考前参加自主招生也有影响。当时我们学校可以推荐自主招生，我的成绩不够被推荐去北大，不过我当时听说北大可以自荐，就把从小到大在报刊上发的作品集合到一起自费出版，寄到了招生办公室，结果他们真的给了我机会。面试我的是孔庆东老师，他当时问我喜欢读谁的作品，我就和他讲了跟着钱理群老师读书的经历和收获，他给了我很高的分数。只不过最后我高考是第一名，并没有使用这个加分。

Q：师姐一上大学就很坚定地去了哲学系，这和中学时期的兴趣有关系吗？

A：我一开始想读的是新闻，因为我父母早年都做过刊物记者，所以我从小梦想是做80年代的记者。

Q：为什么特别强调是80年代的记者？

A：当时有一个刊物叫《剧影月报》。在我出生前后，我父母都是《剧影月报》的编辑，他俩都是文学青年，收入极其少。我大概0～5岁的时候，他们每周末都要出去做他们的“田野调查”——采风，就会一个人在家带我，另一个人出去。所以我从小在生活里就能感受到他们这种生活状态，并且认为这是好的。另外我们家当时也是本地文学青年的一个集散地——我父母很好客，他们也结婚早一些，所以光棍们也会跑到我们家来做饭吃饭，我印象很深（笑）。

那是个比较纯粹的时代。我的导师朱晓阳老师年轻时在昆明也是诗人，他们的文学圈子“尚义街六号”非常有名，其中的于坚在80年代末的诗人群体中，到今天为止都排得上号——我看贾樟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里有一段还提到了他。而在南京，像今天很多人熟悉的韩东这样的诗人，就跟我父亲这批人以及朱老师都非常熟悉——我当年并不知道我的导师和我父亲有这种关系，我博士毕业时，我父亲第一次见到朱老师，才发现当年他们的文学群体间还有联系。他们都是那个年代的人，所以精神气质会有一些像。

但这样的生活后来就是特别穷，我们家的居住条件完全不能满足我作为儿童的给养需求。我数度在阁楼里面中暑，父母就痛定思痛，都辞职，然后分别去找了一个不文艺的工作——妈妈去做洗衣机厂的工人，爸爸去做公务员。所以后来他们俩只能做业余的文学爱好者了。这一切都对我影响很深，让我从小就没来由地觉得，我要做诗人或者是作家，而且还要很穷才可以——如果很富好像就有点问题（笑）。所以我才会喜欢鲁迅，才在后来又受到南师附中语文组非常大的影响。

当年我父亲他们这批诗人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我父亲和母亲都是南师大中文系的夜校毕业——没办法，下乡这批人没有获得那么好的教育机会，也没有考上大学，都只能先工作，然后一边工作一边在中文系读夜校。但我父亲后来不希望我读中文系，他觉得应该读哲学系——因为他们更重要的思想来源，是像尼采、波德莱尔这些作家——其实就我后来在哲学系受的训练看，他读得也不确切，就是看80年代末涌进来的翻译著作而已，但这确实影响到了我。所以我报志愿的时候填了哲学、中文、新闻；只不过高考成绩出来后，招生组的组长过来找我们，说元培是一个综合性的文科实验班，来了以后可以文史哲都学——你想学的都可以学，然后我就来了元培。

不过来到元培之后我还是去读了哲学。我在元培的头一年挺挫败的，因为当年元培规定我们都得上“高等数学”和“经济学原理”。我是江苏的文科生，我们高考数学教育里面有一块是缺失的，而且我本来也不想学——我要是想学我就变成理科生了——所以我根本听不懂微积分。我想学的还是哲学，哲学系的老师和同学也很欢迎我。我本科期间一直是非常普通的学生，但我感觉我的本科生活过得比较清楚，没有非常混乱的经历。我去了哲学系以后，我们那级哲学系同学中聪慧的人也特别多——台湾的陈鼓应老师有一个学期在北大哲学系访学，他的课场场爆满，大家都要抢着提问题，我就抢不到。第一是我反应速度慢，抢不过他们，第二是他们提的问题真的特别好——当时陈鼓应老师也很讶异，就觉得本科生同学的提问真的太好了。和这些同级学生相比，我觉得我的进步是缓慢的，所以我也没有花心思和精力去学别的人文社科院系的专业课——我一门都没学过。整个本科阶段我就沉浸在哲学系的学习中，这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很顺畅的方式——并不是因为一开始想明白了，而是一开始就进入了这种状态，所以就一直这样学下去。

Q：在哲学系是怎么决定去读佛学的，一开始不是想读尼采和波德莱尔吗？

A：因为“西方哲学史”成绩不太好（笑）。当时我觉得我不能读西哲了，好像没有什么天分。我记得我的期末作业好像是写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因为我爸爸就喜欢读萨特、波德莱尔——后来我自己还买了先刚老师译的荷尔德林诗选《塔楼之诗》，这些我都很喜欢，但可能没有入门。今天想来一门课的成绩不好很正常，那个时候有点挫伤自己。

和学西哲的体验不太一样，当时杨立华老师的“中国哲学史”我很喜欢。当时我觉得，虽然我们没法做出杨老师那么好的研究，我的智慧在哲学系相比而言只能算中下，但杨老师的课让我觉得可进入、可以跟着学，然后考试分数还不错，我觉得这就不错。中国哲学为我提供了一个可以接受和学习的训练方式。

另外，周学农老师的“中国佛教史”课程当时也是北大最好的通选课之一，我觉得周老师讲得非常好，这门课我听过好几轮。在这门课上，佛教给了我和中哲一样的吸引力——它不完全是关于宗教的，而就像高中教材里汪曾祺的《受戒》一样，它们关心的都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我很喜欢那个气息。我喜欢周学农老师就是因为他有烟火气，关心普通人的生活。在中国佛教史的课上，周学农老师每年会收集不同的念佛机给我们看——就十几块钱一个的小东西，他会觉得这个饶有趣味。我今天回过头来看，会觉得这和人类学对民俗的兴趣有点像，周老师并没有走向人类学，但基本气质是很像的。像周学农老师这样的人，日常生活里非常圆融，从不把自己看得太高太重；但你同时也知道他非常智慧，他的学术非常好，对我来说，这就是有道之人。周老师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耕耘得又好，对学生又非常开敞，你要什么他就回馈你什么，无比认真，我就觉得这老师太好了！

所以当我要保研的时候，一开始想争取报杨立华老师，但我看到中哲的名额报满了，就去报了周老师，学习了佛教方向。另一个影响我学习佛教的因素是，当时我已经在上吴飞老师的课。那时候吴老师并没有走向礼学研究，他还在教奥古斯丁，我们可能是他的第一批学生。当时我已经知道宗教人类学了，我非常喜欢吴老师的课，他自己的研究我们也都会读，这也是宗教学吸引我的一部分。

总之，以这样的方式，我就去了佛教方向。我们硕士三年都沉浸在非常致密的阅读当中。周学农老师的“肇论”课、“六祖坛经”课都开了很多年，都是非常好的课——我学习佛教本身并不是因为我个人对佛教有什么兴趣，虽然我的家乡南京佛寺很多，老百姓也都会觉得佛寺挺好，但我更多是因为觉得周学农老师学问做得精细，带读书特别好，他的严谨、深度和学术能力都是很吸引我的。这段生活让我熟悉了佛教经典注释学，也为我提供了基本的而扎实的学术训练。

另外，因为宗教学系也会给僧人开课，有时候他们也欢迎学生去参加，所以我们和西哲的学习感受会有所不同——他们可能不需要有这么多和社会的接触。尽管当时我们跟僧人们没太多交流，但这些经历会让我们知道，你所研究的这个领域在学校之外，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我们佛教教研室的老师和学生当时常常会跟禅学社的学生一起去柏林禅寺，作为研究者混入僧众和信众中，这些经历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当然这些经历也会让我意识到，我作为单纯的研究者和佛教徒之间，还是有差异、有距离的——这个和我博士期间为什么换了专业也有一定关系。我硕士毕业的时候，老师们会觉得林叶其实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学术兴趣——当时其他硕士毕业的同学，有的一开始就非常铆定，可能你本科大三大四已经计划好，未来要跟哪位老师研究谁的什么文本，但我那时完全不是这样的。我只是喜欢某些课程，比如说“肇论”课让我印象很深，但学习的内容上完课我就丢了。在研究上，具体的宗教研究始终让我觉得不够亲近，因为那个研究氛围是要进入到一个宗教里面的。我今天在人类学系，研究氛围是百无禁忌的——你可以跟穆斯林坐在一起共同哭泣，也可以跑去跟一个佛教徒共同哭泣。这种气氛更日常一些，对我来说也更开敞、更亲近一些。但比如说做佛教研究，你日常相处的人里难免有佛教徒，你的整个生活就会被一个固定的、清晰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包围——我生病的时候他们会替我念药师咒——我不信，但我很感激这些好意；但与此同时，我也觉得这不是我喜欢的生活方式。后来我到社会学系以后会觉得更舒服自然一些——这不是说哪个圈子就比哪个圈子更好，而是说，一门学科的气质和特色所塑造出的，它和你日常生活的边界，会直接影响到你作为一个研究者的状态。找到和自己亲近契合的那个状态是很重要的。

我非常感谢周学农老师，在我当时没有找到目标的情况下，他很支持我延期毕业。周老师非常的“日常”，他善于从普通人的生活来理解问题，他给了我一年的时间思考自己希望去哪里。

Q：那师姐后来是怎么去到人类学方向的呢？

A：我做了一些尝试。延期那一年我咨询过李猛老师，他问我要不要试着读伦理学，我比较实诚，说自己没有上过伦理学的课，他说“那就不行了”——后来我觉得老师这句话意思可能是“怎么这么死心眼”（笑）。后来我也咨询过戴锦华老师，但戴老师那一年的招生名额已经满了，她很开诚布公地和我讲了自己招生名额的情况，我很感激戴老师。再之后，我就想报宗教人类学专业——因为我上过好几轮吴飞老师的宗教人类学课程，我确信自己受到了非常扎实的读书训练，不会有太大问题。只是当时北大社会学系没有老师做宗教人类学研究，而宗教社会学跟我的兴趣确实也有些距离，所以我当时就想，不如先把“宗教”扔掉，去读人类学试试看。

之后也是因缘际会，我发现自己对朱晓阳老师的研究方向比较感兴趣，也有很多契合。比如我觉得朱老师和于坚合作拍的《故乡》，它是很文艺的，甚至可以和费里尼的作品相比拟。朱老师也是诗人出身，这些基本气质很吸引我。另外我读他的《小村故事》，朱老师介入性的村庄政治研究也很吸引我——我读书的时候他就已经介入到小村的拆迁问题，参与对中国城市化的讨论。所以我就决定去跟着朱晓阳老师读书了——讲起来这是一个干脆利落的选择，但实际过程很漫长，因为我得考博。考博过程中我阅读了很多他的文章，这些阅读映刻在脑海中，是我后来研究和阅读的重要基础。

另外回想起来，也有一些其他经验影响了我博士期间阅读和研究的兴趣。首先是丧服制度史的读书会，我们在这个读书会一起读《丧服郑氏学》。读书会最开始我就参加了，由周飞舟老师和吴飞老师主持。再之后两位老师又分别开读书会，我两边的读书会都参加过。《丧服郑氏学》对我影响很深，一直到我写博士论文时，它仍然是我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

Q：能具体谈谈《丧服郑氏学》给您的启发在哪里吗？

A：这首先当然是它很难读、很痛苦——从我硕士期间开始阅读它，我每个学期的精力除了交给它，最多就再上另外半门课，我所有的课外时间都给了它，这是就磨砺和付出而言的。另外，当时我也处在一个从学术入门到渐渐的有一些深入体会的阶段，它教会了我如何阅读，如何具体地做学问。我们读《丧服郑氏学》，读那些注疏，比如曹元弼和张锡恭的注经，其实就是在和他们对话。首先我们要能读懂他们；然后还要能理解到，比如说张锡恭在哪一点上为什么讲得更好，他理清了哪些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过去那么多人都没搞清楚他却能够找到解决的思路——我觉得这些都是对你思想的挑战，它很痛苦，但是很快乐。我会觉得曹元弼和张锡恭这批清末的学者，可以说服像我这样在日常语言和思想上都已经受到西方逻辑表述和西方哲学背景影响的人——它和我们比如说单纯研究北宋注疏者对孔子文章的分析是不一样的，因为《丧服郑氏学》最后会落在张锡恭对整个传统的解释和对时代问题的解决上。阅读张锡恭会有一些语言门槛，但是一旦你熟悉了他其实并不难的文言文，就会发现，他的理论风格是高度现代的，他的论证逻辑能够被现代的我们接受，他的讨论也和我们受到西方逻辑影响的现代中国学术传统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在读它的那几年，真的会感觉，如果我们能把它翻译成大白话就好了。翻译过来后，《丧服郑氏学》完全可以变成像《理想国》那样的文本，被《理想国》的读者阅读。张锡恭的魅力对我来说，不是像孔子之伟大，而更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同辈研究者——你会期待北大社会学系的学生写出像他这样优秀的论文。在《丧服郑氏学》里，也有对某些时代真实个案的讨论，包含帝王、大臣和礼学家对这些事情的不同态度，对这些讨论的兴趣也会驱使我们去做田野研究，去了解汉人社会的实际运作情况。我的博士论文是有关拆迁的，我做了很多家庭政治研究，这些当然和我对丧服制度的阅读有直接关系。虽然我们不能直接用礼学概念来解释这些问题，但是，就好像弗雷泽写作《金枝》时的对话对象是卢梭，他对原始人的观察服务于对卢梭自然状态的讨论，而这背后是契约论问题，我们的人类学研究也需要回应文明传统中的底层问题。《丧服郑氏学》为我提供了理解家庭政治的新视角，它和我现在的学术研究是绑在一起的。

另外，我接着讲促成了我博士去学人类学的另一件事，是哲学系儒行社的支教活动。这个活动我从2009年开始参与，一直到2013年，看着同一批学生从一年级成长到五年级，给我印象很深。儒行社的支教活动一直搭配着中哲方向的读书会，当时参加支教的主力全是中哲方向的人，所以我们的感情最深厚了。参加这些活动的比如说有现在哲学系的孟庆楠老师和王鑫老师，还有清华大学国学院的赵金刚老师，以及很多杨立华老师的门生，今天他们很多都做了中国各个高校的中哲教员，比如现在在兰大的王沁凌、武大的廖璨璨、川大的陈建美、浸会的王嘉宝等等，我们都参加过支教很多年。支教内容以国学为主，但因为是教儿童，所以我们要把它儿童化，并走向实用性——就是你的读音、汉语拼音要准确，这些也是教学的关键内容。也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些学校老师们的日常教学，而不是成为彻底外在于他们的东西或他们的负担。

支教活动给了我下乡实践的经历，这个很重要。我们的支教活动在最初的摸索阶段，很依赖哲学系“国学班”学员的资助。但过度依赖他们的资助，也让我们的支教项目当时无法自主地深入到基层，这方面比如学校“爱心社”的活动就比我们做得要好。我元培的本科室友于婉莹现在在北大国别研究院做博士后，她当年在学校“爱心社”做了好多年社长，每年做“爱心万里行”活动。我们做的项目是有些相似的，但爱心社虽然也拉赞助，却完全是自主的，不会依赖于一个固定的资助者。我们的困难是，虽然“国学班”的资助者对我们都很好很客气，但我们从北京坐飞机去支教地点，去了以后他们用自己的车送我们上山下山，这本身就会带来很多问题——当然人家公司里就是这种车，这样安排就是最方便的，你不能特殊要求人家专门找更低端一些的交通工具来接送你——但这一方面比较浪费资源，我们也因此承了人家更多情；另一方面，我们坐着这家公司的好车上山下山，根本就无法理解孩子们走野路五六个小时上下山是什么状态，我们对当地的理解完完全全是真空的，只是飞过去然后又飞回来。那其中会有更多的细节问题，也会让本地的孩子和你有距离感，同时给他们造成伤害。我们去的这个地方本身民风非常好，本地黑彝族的儿童非常的良善。

所以后来我们就会更注重这些内容，后面每次再有新的团队要去支教，儒行社都会让我去做一个支教伦理的培训讲座——那时我算个野生人类学家，我讲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人类学教学中都会讲到的人类学田野伦理，只不过那时我没有自觉到这一点。吴飞老师当然提到过一些，但没有专门系统地讲，我是从我们不断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跟我后面的学习是有关联的，只不过当时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指向，只好像是在发展自己的能力。我一直到人类学博士第一年还去支教——后来确实课业负担很重，而且新的哲学系同学也很多，大家都想去，我再去反而就变成占用资源了，后来我就没有再去。

参加儒行社在云南文山州广南一小女童班的支教时所照

不过我们的支教活动其实是有后续的。遍布整个云南，我们有好多支教的点。我们往往和一些昆明本地的高校学生两边搭对一起去，他们以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为主，很多是本地人，也有很多留在云南工作——有的人从云大毕业以后就回到了云南某个地方做高中老师，如云大的李德刚。2020年疫情期间我们跟他们联系，问有没有需要帮忙做的，他们就说有一些教学问题——因为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对有的孩子来说可能是很难的，他们根本就没有上网的条件，一家好几个孩子，全家只有一个手机，还是在山上，他们根本不可能去上网课，但是他们需要复习；我们又了解到了我们最早去支教带的那批学生正好2020年高考，我们当时很想做些事情，儒行社的老社员们就开始重新纠集起来。这里面很多都是我硕士期间的同班同学，另外还有胡海忠——他本来是云南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了杨立华老师的博士生，现在已经是《哲学研究》的编辑了。我们当时组织的规模很大，就是找北大、云大等等院校参加过儒行社活动的所有社团，把他们的大一同学全部发动过来做线上家教，打电话、打手机给孩子们辅导功课。因为这个辅导往往需要针对地方考点的特殊情况，北大的同学做的就大都不是直接的辅导，而是信息统筹工作——像哲学系的张云起就跟我一起做统筹。我们这些儒行社的老同学，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像云南有些学生家里出不起电话费，我们就给这些学生充了电话费辅导。而我当时教学任务没有那么重，我的时间多一点，就参与了更多的组织工作。我们2020年做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又和从前这帮人重新建立起了关联——他们那届考得特别好，可能跟我们也有一点点关系，但我觉得首先是没有让他考差了，这就很好。

另外，支教还给我带来了另一个好处，就是我尝试着拍了我们去山上支教的片子，这个和我后来的影像人类学也是相关的。那个时候我好像已经知道自己想拍纪录片了，我在元培的时候，元培五周年纪念短片就是我参与拍摄的——虽然拍得鬼气森森的（笑）。当时还在百讲多功能厅放映了，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可以拍片子了，但不是人类学这种的，是当导演的那种。

Q：您本科大一是怎么有拍这种短片的经历？

A：那时候就是我们2005级元培的一帮人自己组织起来，在大一下学期要拍的——我们有几个关系很好的同学，有一些技术能人如张韧，教我们怎么用Premiere（PR）。然后一旦学会以后，你好像就作为一个技术大神，突然会有了某种权力，那类事自动就会找到你。应了这项工作之后，我们当时就很激动地策划台本——因为不完全是纪录片，也有一些表演的成分——我们去拍了2006年毕业的一个人的传记。当时的机器是别人的，但我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剪辑，这个对我很重要。

后来我去支教的时候，在我的硕士阶段，我爸爸斥重金给我买了一个大约3万块钱的佳能5D MarkII，那个相机我用到现在，是我一辈子最重要的家当。我当时把它带上山想去拍纪录片，但没什么经验，到现在也没剪出来，不过那些材料变成了我第一个民族志的来源。

校园生活

Q：我们的第二个问题相关于师姐在研究之外的生活。因为感觉您的兴趣其实很多，包括拍摄视频、包括您在吉协的经历——听说您和您老公还有个乐队，可以聊聊您这方面的经历吗？

A：其实我大学最早参加的是“北大剧社”。我在北大剧社呆的时间很长，大三做了剧社的社长，大一到大三期间主要是参加集体的活动，比如参加一个大的剧组这样。我们当时每年最大的活动是期末大戏，大一和大二就跟着是年级更大的，大三大四的人。我对这些活动都印象很深，因为我们结成的友谊会非常长久——我加的第一个剧组是《九歌》，剧组里面有廉超群——他现在是北大阿语的老师，还有后来的音乐人邵夷贝，那时候大家都是普通的北大学生。我大一是给剧组做道具的，自己动手给他们做了好多道具。我参加剧社其实就是想干这类工作，所以我大一非常的满足。

2006年北大剧社毕业大戏《九歌》剧照（图2）

（这是哪里来的兴趣？）

A：我在高中就参加过剧社。我爸爸是编剧，他在《剧影月报》的时候曾经是舞台剧编剧——我觉得他的剧比较土，就是地方话剧，但那是一个源头。到北大以后，因为那时流行先锋派戏剧和荒诞派戏剧，所以当时我们阅读了大量的戏剧理论——有一些是剧社一块儿读的，还有一些是自己喜欢读的。从排《九歌》开始，北大学生的舞台剧的理论就是先锋派和荒诞派的，严格受到了英文话剧界这一批著作和理论的影响。这些对人的刺激很大，我觉得让我跟高中不一样了，变了个人。

我们排剧和剧星是不一样的。我们做小剧场，而且都是非常独立性的剧目，而不是拉赞助、花钱去租衣服。衣服和灯光其实是彰显一部戏的表现力最好的地方，我们不会把它让给别人，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所以北大剧社当时的状态，是非常有涂尔干说的“仪式感”的。我们的运作模式里，资金来源都是独立的，然后所有的演出的经费压到最低——为什么要我来做道具，就是因为不要钱。我用的全是最便宜的东西，买的都是布料、纸板，但我们做得特别好。然后钱怎么来？就是演出过后放一个纸盒子在那儿——你觉得好，你就给些钱，所以这样非常容易让人激动。如果我们售票，或者说像剧星一样由学生会发票，就会是另外一种效果。我们的戏首先是自给自足的——好像在经济上很贫瘠，但做的是最好的东西，这本身就会唤起激动——有的老师、职工看完戏把第一个月工资都给我们，会激动到那个程度。所以我觉得，北大剧社那一批人本身并不多，但是它的观众非常多，我们和观众都有同一种激动，所以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校园文化，它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的东西。

我当时自己排的戏是《海上钢琴师》——但不是按那部电影来排，因为它本来是一个意大利的舞台剧。当时它的中译版剧本出来了，跟电影版差异很大，我们就拿这个剧本重新去排剧。当时我们在老的艺园楼上表演——我们没有去要很好的演出空间，就是在一个非常简陋的黑匣子里演出，所有灯光都是自己打的，而且是非常诡谲的灯光，但这里面所有一切是你创造的。很魔幻，场景也做得非常好。所以当时很多人坐在地下看，四周也全站满了人。一个剧社的师兄看完以后说“北大剧社又回来了”，我觉得很骄傲。一辈子能有一两部这样的作品，就很好。

《海上钢琴师》在BBS上的广告帖（发帖人：丁雨老师）

（《海上钢琴师》这个戏是哪年的？）

A：好像是2008年。可以给你看我们的海报和剧照，这些我都是存的最全的人。

2008年5月北大剧社《海上钢琴师》剧照（图2）

北大剧社是这样的：我认为差不多每三四年会有同一拨人共同成长起来——不管我们本来认识的时候你是几年级，大家需要有共同的默契、共同学习，然后一起排出来的戏才有深度，才不是流水的东西。然后这拨人就有自己的共同的作品，再往下又会有新的一批人。我们这批人到大三大四以后，有些就毕业了、出国了，就会分散开。而后面一波人我们也从来不控制他们，他们自己玩自己的，又是一个新的风格，基本上每隔三四年都是这样。所以当时大四这一拨人走了之后，我就没人一起玩了，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北大的吉协。

我大三的时候进了北大吉协，一直呆到博士毕业。吉协的特点跟剧社不一样——北大剧社的同学特别“有文化”，今天留在学术圈的人特别多，留在北大任教的人也很多；吉协的人就流落在社会各处。不过剧社和吉协都属于文艺类社团，总体风格是很像的。北大吉协的资金也都是自筹的，但它设备很贵——我们剧社其实很穷，只能买点儿布料什么的；而吉协的那些音响设备是很贵的。当时我们有一笔收入是“民谣班”，我先生在里面教了好多年课。民谣班的老师都是吉协里弹得比较好的学生，他们自己一分钱不拿，收入都上交给协会。学费特别便宜，一个人一个学期要150还是200块钱，有十几节课。这就是吉他协会的财源，用来维护设备和买设备。我们主要就靠教课获得公共资金。

我们当时有一个据点，在老艺园507。507当时在吉他协会是像神一样的名字——我第一次去很震撼，它肯定能震撼北大剧社的同学，因为那里的空间感太强了——非常荒诞，一个非常小的房间里居然放满了乐器、音箱，还贴满历届的手画的海报。然后因为它离45楼、46楼、47楼很近，窗子对着47楼，有的学生嫌太吵，他们还自己安装了隔音的泡沫和棉被。那是一个既简陋又高档的地方，感觉是非常好的。吉协的自给自足特别吸引我，我觉得这是当时我们很重要的特点，跟北大剧社是一致的。

我在吉协学琴。我自己只会弹一点键盘，不过会弹钢琴的人太多了，我一点都不突出——我是六年级才学，学到中学就不学了，也没有考过级，但我基本的乐理和音乐素质还是有的。吉协当时有两拨人，演出是分开的：一拨做乐队，吉他全是插电的，我很喜欢，但我从来没有参与过；我基本上是参加不插电的团伙，我们每年在图书馆南配殿演出。因为不用插电，它当然肯定会有音箱，但不需要很多别的设备。

我们所有这些演出的协调——去哪儿演、场地要多少钱拿下、怎么跟所有师傅沟通，这全都是吉协同学自己做的。我们的特色就是全都自己做：音箱是自己带的，因为不管百周年纪念讲堂还是南配殿的音箱效果都不好。我们的音箱非常大，被戏称为“大棺材”，吉协男生还发明了把音箱背下艺园5楼的特别方法。用人类学视角来看，这些共同的劳动过程非常宝贵，这就导致这帮人完全紧紧绑在一起。剧社有一些共同劳动的经历，但没有这么紧密——十几个人演一出戏，可能几波人自己忙自己的，是分开的；但吉协不是，同时它也有开放性——有好多不怎么会弹琴的人融入感特别好，因为你只要劳动就行。

我觉得这也影响了我看人的一个基本色彩。我们本科的时候，尤其像元培，成绩好的人很多，看起来技术很好的人也很多，很容易觉得技术好就是好的。但是一旦你到这样一种共同生活的场景下，不以其他什么东西为目标，而是以这个事本身为目标，生活本身就变得更重要了。我自己觉得我渐渐接受这样一套生活的价值观，这是吉他协会给我的。你如何共同生活？在这里，踏踏实实卖苦力的人，我觉得你跟他的友谊是最长久的，这是共同生活。吉他协会并不是以培养歌唱明星或者吉他手为目的的，绝大部分人不是专门的吉他手，我们是在每个人自己的院系、专业下有自己的爱好，然后我们分享我们的爱好，共同去生活。我们目标非常清楚，一个学生社团可以水平非常高，但是目的要单纯，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的。

我觉得我在吉协的生活投入最大，这里面的人真是像兄弟姐妹，哪怕有时候吵翻了也是像兄弟姐妹，这个确实是横贯太多年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绑定得也非常紧密，做人做事我觉得确实是在吉他协会学会的。

Q：您能描述一下自己感受到的、北大这么多年学生气质的变化吗？

A：我觉得虽然有一些校园精神没有变，但一些实际的情形在变化。我举个例子，当年的北大剧社和吉协代表了北大一种普遍的日常生活节奏——这个节奏里包括了所有人：学生、老师、教工或学工行政人员和后勤人员都会来听你的演出，而且大家都很朴素。当时的演出，台上和台下，大家是没有距离感的。

我在我的课上跟同学闲聊过，以前图书馆南配殿比较简陋，租场地活动的话600块钱一晚。有个郭师傅常年在里面工作，他是基层后勤人员，感觉他得有50岁，他父母也在北大工作，好像是扫地，他们是河北人。他跟我们关系特别好——其实吉协的人跟北大的保安关系都非常好，因为我们要扛设备嘛，是实实在在地劳动，和他们干一样的活儿，关心一样的事儿，跟他们有实际的关联，而不是怜悯。我记得是2009年，我们听说他回老家养病去了，觉得这么多年他一直陪着我们、特别照顾我们，什么都料理得特别好，就架了个机器，计划全程录一场演出，请一位河北同学周振宇暑假回家的时候路过郭师傅家，把视频给他。

这场演出好像崔文钦唱的《小娘皮》，还有一个女生——现在在北大图书馆做古籍修复的吕淑贤老师，打算唱周振宇写的一首歌叫《善良的人》，这首歌就是写给郭师傅的。她还因为下午排练时间太长，演出开始前失声了，可能她现场觉得自己唱得非常糟糕——但我们觉得很好、很自然。演出那天南配殿换了一个小保安值班，是生面孔。我在最后一排调机器，他就问我这是拍给谁的，我说是给郭师傅的，他脸唰地一下白了，跟见鬼一样——他说郭师傅已经去世了。当时吕淑贤还在台上唱《善良的人》呢，我就一直在机器后头哗哗地哭，不敢告诉他们——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今天是录给郭师傅看的，如果知道他不在了的话，后面人就都没法演了，我就一个人一边拍一边哭。后来我们把这个片子的光盘让周振宇师兄带到了师傅坟上，据说是在那儿把光盘烧了。

我们跟老师的相处也有例子。我们都要上政治课嘛，当年有个政治课老师就很喜欢看吉他协会的演出，还来上我们的民谣班——其实就是想给我们送点钱，人特别好。学习上的事他也会帮帮我们（笑），大家的关系是这么一种模式。我还知道北大剧社的一件事儿——剧社之前遇到问题不能排练，是一位小保安开了门放他们进去排练。后来演出的时候观众席全部坐满了，导演说这个戏要感谢这个保安，他念出了保安的名字，大家都很激动——这位保安后来辞了北大的工作，据说去考了一个演艺经纪人的执照。

我想说的就是，虽然学校里会有角色分工，但是像这样的社团生活其实会钻进这些角色之间的隙缝。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很幸福、很独特——不是因为这帮人很牛，或者搞的东西很小众，而恰恰是因为它极度大众——所以我非常喜欢社团。那个时候大家是融合在一起的。

肖可超《北大我的单车丢了》

崔文钦《小瘪三》

帅凌鹰、张昕、周德训《不能说的秘密》

（以上视频来自2007年12月12日北大吉协在南配殿举办的期末原声专场。）

Q：回到您的个人经验，您当时参加了各种社团，也有很大的投入，而如今的同学们学习压力本身就已经非常大了，想问问您是怎么分配时间、安排精力的？

A：我们排戏和在吉他协会确实会花很多时间，但我自己觉得当年好像还可以。的确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绩点要求没有那么高——我去的是哲学系嘛，我当时的绩点大概3.65这样，但哲学系一直不太看重绩点，我反正大差不差吧，比较轻松，这让我们有足够的精力去折腾。现在同学们的压力具体我不太清楚，也没有做过调查。不过看疫情期间同学们在静园草坪玩得挺嗨，也有点自己的娱乐时间，我觉得可能还行。

焦虑感的话，2005年我入校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些年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当时刚入学我很疑惑，本以为上了北大可以悠悠进入至少4年的沉浸式读书生活，但一来就看到百讲门口有一个就业咨询的小台子——我觉得如果才来第一年就开始焦虑这些，这4年好像某种意义上会白过，因为这辈子我都不会再有这么纯粹的读书的日子了。所以我自己不是这样的。另外在元培，当时有巨大梦想的人也特别多——不是像“经济上成功”那种目标，而是抽象的理想，还挺务虚的。所以哪怕竞争感很强烈，也不直接指向毕业以后的工作，这还是挺昂扬的。

像这些经济上的目标，到今天为止我都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我的父母暂时不需要我反哺，但如果需要反哺——因为我来自一个普通家庭，元培当然还有比我更穷困的同学——那么我一定会立刻暂时地转向一个以直接经济收入为导向的路径。我们当时也有从哲学系转出去的同学，我是非常理解的。

至于自己的追求，我知道自己很有兴趣去阅读文本——你要是说成为像吴飞老师、李猛老师这样的学者，我没想过，我觉得我好像不一定能做得到，但是我有兴趣一直去做。而对于未来要不要做一个有钱的人，或者是社会地位高的人，我没想过。我现在倒有时候会想做律师，但是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做拆迁研究以后，在跟着田野对象去打官司的时候，会好愤愤自己是个法盲，没有办法帮到对方。这些时候我就特别想自己去考个法考，但总的目标是没有变化的。

Q：您觉得博士期间一年的海外访学经历对您的学术生涯有什么样的影响，有没有别的收获？

A：如果要海外访学，我建议还是至少要选两年的联合培养，或者是直接申请出国读书。一年时间确实是短的，我觉得当时是在压缩自己的学习任务：一年学8门课还是压力太大了，不可能学好，很多时候要被迫去水课程——我很想尽可能地去听跟我有关的那些课，但还是力不从心，所以如果有两年的话就会非常好。

在哈佛，那些基础课程我都跟下来了，包括“人类学理论（上）”，还有“经典阅读”“人类学方法”等等，我觉得还是很有帮助的，也了解到了我们之间的差别——这里面不是好坏之别，比如说哈佛人类学的这些博士生，上课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有人读涂尔干读得比我们更好，因为他们的教育机制就不是这样，人类学系现在似乎并不以这种经典阅读课为重。所以总的来说，也会有见识，但一年确实短了。如果是两年的话，我觉得就会有1到2门课学得非常扎实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对人类学而言，总体性的阅读生涯一共就那么两三年，剩下的还是要靠自己做田野和进行自己研究方向的具体阅读。

另外，出国学习就是要有针对性——我的导师跟我太有针对性了，帮助就非常直接，知道我们互相要什么，人也非常和善。有些老师是万花筒一样的，各个问题都能跟他聊上两句，但针对性不够。如果能找到直接有关联的老师，精准定位——他的学问就是你想要的，那么你一定会非常有收获。

Q：我们想特别问一问和元培相关的问题。您本科时元培的同学关系、教学安排等等大概是什么样的？

A：我们级的班群里现在有143个人，可能还有些人不在里面——我当时觉得快200号人了。当时我们没有分班，人特别多，开班会就很难，所以一个学期只开很少几次班会；如果开的话，就必须在当时理教的大阶梯教室才能坐开。

当时元培不是集体住宿，和其他院系一样，就是女生和男生分别住在一起——我们当时住在47楼，因为我们人很多，至少占了一层半，4层全是我们班的，楼下至少有大半层没有其他人。然后在不同年级之间，当时也有类似辅导员的制度——大二大三的带大一，几个宿舍对应某两个辅导员。有的辅导员人特别好，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很有名的哥哥姐姐们——2003级的比较多，也有2004级的，会主动组织一些活动，比如带刚进来的同学在学校里转一转、一起吃饭、问大家有没有问题等等。

然后因为元培没分班嘛，有一些大课要一起去上，而且一个班就这么多人，你还是会努力地了解都有谁，加上内部的自组织很多，比如“元培时讯”做刊物的那批人就特别熟，大家就比较容易互相认识。

（您有参与类似的自组织吗？）

A：那种有名有姓的我没参加过，但参加过一些活动。比如说我刚才说我们去拍的五周年纪念短片，时间特别长，和那些人关系还是非常好的。我真的跟2003、2004级有一些人关系特别好，其实专业都没什么关系，就是认识之后对彼此有足够的兴趣。我们能熟识的另外一个原因也在于，当时元培确实还是很新鲜的，专业之间和各个专业内部的交往都很丰富。比如说如果都是经济学方向，那么你们4个年级肯定都绑定在一起，因为互相要传授经验；而且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制度化的安排，没有“元培学学学”这样的组织，各种各样混沌的信息都要通过这个群体互相传递，反而没那么分化。

作为研究者与教师

Q：您现在回来当老师，觉得在北大求学和任教的感受会有什么明显的差异吗？

A：做学生和做老师的差异确实是很大的。比如说同样都是做学术，虽然进入到研究生阶段，就已经是在学术行业工作了，但是到老师这一步还是一个明显的转折。我觉得可能这个变化是跟毕业相关的——我毕业之后在社科院工作，那么首先的变化是，和导师脱离了特别直接的关联。当然不是所有导师都这样，每个师门有自己的风格，我们师门就是导师希望对你负责任，但也希望你会有自己的方向，不断在自己的方向上往前进，哪怕他的方向跟你越来越远，他也会觉得那是他培养你的目的。我们师门目前为止只有我跟导师的研究的方向是最贴近的，这是一个亲和性，我是因为想要做这个才来找的导师，而不是因为一直就跟着他，我非要跟他做这个东西；而我们师门其他人的兴趣都离得比较远，但是我们相处都还是不错的。

在北大，博士生处在一个比较悠游的状态里——因为选课很少，跟硕士生节奏不一样。在社会学系，18学分很快就学完了，也可以随便选其他院系的课程，完全是自主的，又有大把的自由时间。我因为读博的时候换专业了，所以博士期间也是我重新学习的阶段，很多书我要认认真真地从头读起，所以我倒不觉得那个时候我已经进入了学术研究阶段。

我进入田野之后，会感受到变化——田野的一年半时间的确要让自己找到主心骨。那个时候我脱离了《丧服郑氏学》的读书会——因为做田野没法总参加读书会，如果你有半个学期不听，根本就不记得内容。我记得我在田野中间，有一次还跑回去上吴飞老师的课，吴老师劈头盖脸一句：“你还记得吗？”意思就是说别来了——现在我就会这样劝一些学生，因为这样确实目标是不对的。在读书会，如果你每次都跟着读，你就知道你还在文本里某一个问题线索下做东西；但如果你在自己做田野，你要同时再做文本里这个东西，就很难兼顾。田野是一个自己积累材料的过程——做到最后我会慢慢觉得自己是个人了，觉得自己有东西了，这个东西是可以拿来和老师对话的。而在那之前是没办法的，就是老师带着你找方向。我的田野工作给了我一个起点，所以那个时候做完田野就跑过来跟我的导师和吴飞老师交流，那时我有了一种对话感，也得到了他们的鼓励，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写完博士论文，找到具体的工作之后，会经历另一个变化。主要拿工资对我还是挺刺激的——我在北大活那么多年都没拿过工资，收到第一笔工资，确实还是觉得好像自己开始设想去做一些事情了，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变化。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变化，它不是骤然的，而是在工作后的三年中逐渐发生。在博士毕业到我回来之前的这三年当中，因为做编辑的工作，我看到了更多学术同行的求学过程。如果一直呆在北大，可能我会很忙碌，但只要关心我这一块儿的研究就好了；而编辑的经历确实会促使我思考自己的学术要走向什么方向。当然，我并没有觉得我需要大换方向，只是在具体节奏上可能有时要做一下选择。学术上很快的转向我觉得对我来说不存在——眼前的很多事情，很多文本都要更仔细地去阅读，这我很清楚，我总觉得这些事我干不完，不知道50岁的时候能不能读完——所以我没有那么多的选择焦虑，我的焦虑是完不成任务。这也是我的导师教育我的，他说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这个对我太重要了，因为我林叶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的典型，从本科到现在我在慢慢改掉这个习惯。

Q：然后我们大概问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介绍一下您博士论文的田野经验，最开始是怎么进入田野的，是怎么想到和这个地方联系到然后进入的？

A：我现实的问题意识来自2010年前后——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城市化的大拆大建模式是从2000年以后，从各个中心城市开始的——那么到2009年、2010年的时候，就开始有因为大量过快的拆迁过程的出现引起的很多国内社会科学学者发声讨论，这甚至变成一种很主流的学术讨论，当年我们《社会学研究》发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朱晓阳老师对拆迁问题的直接介入也是从2009年前后开始——他本来就做昆明小村的田野，我2012年考博，2013年做他的博士，2013年就跟着他去过那个田野的点，当时正处在拆迁的间歇期。那个时候我就很自然地想，我关心这个问题。

2017年10月在昆明小村参与大寺修缮（图1）

2017年10月在昆明小村参与大寺修缮（图2）

为什么关心这个问题？源头上来讲，我觉得就像当年我学佛教是因为喜欢读汪曾祺写的《受戒》——我其实想了解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可能他只是碰巧和佛教的元素有关系而已，本质上还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读《丧服郑氏学》很高兴，因为它非常日常，就是跟普通人相关的。尽管礼学家是坐在礼学馆里面的，但其实所有讨论都可以映射到日常生活大大小小的事件里面去，它和家庭政治的关系是密切的。那么当我看到朱老师的拆迁研究的时候，我立刻有一个判断，就是拆迁这个东西彻底地改变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把它连根拔起——那么这个会让我们觉得我们的观察和研究就非常有伦理上的正当性，这是当代人类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在现实的意义上是有价值的。

另外就是，我们的分支是政治人类学，它其实也是人类学的大脉络。从学术上讲，我们要在这个脉络里找到一个自己想要生根的，能够借助田野在里面有所推进、深入学习的领域，最后还是需要选择一个这样的过程来观察——因为城市化其实就是一场基层的政治运动，是自上而下的，然后当地人的反应又是自下而上的，我们会关心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家和普通人的互动关系。在我们北大社会学系，不管是社会学方向还是人类学方向，都有天然的正当性去研究和理解这个问题，因为城市化进展一直在变化，这个格局在变化，所有的细微的力量也在变化，所以它始终值得我们不断地有人去研究、去观察。

这个问题当时吸引我的地方——但是我应该承认，我当时对这个问题还是有一些理想化的想象，因为我是个城市人。我最初去做研究的第一个社区，我从小就在那儿生活，从零岁长到十几岁，它是一个江边的棚户区——今年我看我们人类学的本科生也有很多人说，“我想研究我的家乡”，家乡人类学肯定有非常朴素的动力，虽然这个动力可能不是学术化的——我们那个地方从2003年开始拆迁，我的家庭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巨大的震荡。从2008年拆我外婆的棚户开始，然后我外公去世，我外婆失去自己的房子住进养老院，然后到前年2019年年底她去世，我们非常典型地经历了一个普通人在城市化过程中所能经历的：首先是你的基础的生活空间被拆除，你要被迫进入所谓的新的社区寻找生活机会；然后你的家庭政治也开始搞得一团糟——我们家过去几十年来，都被周围所有人认为是一个很有德行的家庭，但这样一个家庭在这个过程中，好像很自然地最后变成了一个彼此不大往来的家庭，这是很悲哀的。在很多人的解释里，这些变化是因为这家人的德行有问题，但我觉得并不是这样。人类学教我去理解每一方为什么要这样做。家庭政治的意思是，每个人一定要觉得自己很正当，他要给自己找理由；而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很成功地给自己找到了一套理由，这也引起了关系的分裂，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能够在这里感受到这个时代的痛苦。

我的家乡人类学情结后来在田野中其实被打破了，我一进田野就发现自己非常肤浅。我进入的第一个社区使我发现，我只是很欣赏我小时候记忆中的老棚户区生活而已，我向往的都是表面的东西。后来我对这种向往比较谨慎了。

我在这个田野中的研究过程，是通过在社区中本来就认识的熟人或熟人的熟人，借助这样的关系逐渐进入到拆迁办的。我前期的工作是在拆迁的所谓“废墟”里面进行——实际上我本身认识的早年的邻居非常少，他们只提供了很初始的帮助，后面还是要靠普通的人类学方法，以滚雪球的方式来逐渐认识他们。我逐步了解了他们的情况以后，就发现拆迁的一个天然情况是信息不对称，到处都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只是坐在拆迁户这边聊天，我就没有一个个案是完整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被屏蔽的。如果我的研究只想知道他们在过什么样的日常生活，那么我不需要了解他整体的情况；但是如果要更深入地从整体的纠纷情形来看待这个人，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另一方的信息，单方的田野就很难做得深入，所以当时我就想办法要进拆迁办。

我进拆迁办就是我说我想做社会调查，领导自上而下地把我安排进去——那么一开始他们就只是让你在旁边看。他们的工作有两块内容：一个是拆迁办里面的工作，它们是一个区政府下面直属的常设机构，拆迁办主任同时也是区委班子里的一个人，然后这里大概一共有十几个有编制的文职人员；另一部分是跑现场去做谈判的人，这个地方的拆迁点特别多且巨大——你想如果是一个4万人的社区，他们得派上百号人跑到这个地方去做拆迁谈判，而这些人都是没有编制的。我一开始是在有编制的人工作的大楼里面，看到的内容也非常有限，只有一些党政办公室的报告。后来我在食堂发现，每天中午会有一些人从拆迁现场回来吃饭——他们是有编制的。拆迁最基层的工作单位是小组，当时1个小组大概管30户，然后比如说5个小组构成1个小片，1个社区可能会分成3个片，每片有一个片长，然后这个片长一般就位置比较高，在现场工作但同时也是拆迁办有编制的人——所以我就发现有一些这样的人回来吃饭，他们跟天天坐办公室的人状态完全不一样，说话声音非常大；而且因为他们从现场回来，常常是跟人家刚吵完架，所以讲话也都是粗话。

我们在一起吃饭，他们也会很感兴趣我这种被安插进来的关系户是干什么的，所以我就开始跟他们聊天，大着胆子问“你要不带我下现场？”然后我就开始有这样的庇护人，他愿意带你下现场，又因为他是片长，所以他把你放到小组之后，小组基本上不会赶你，这样就有了到小组去旁观的机会。那么这样旁观了有几个月以后，我就突然遇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当“信息员”。这个工作就是，每个片区都需要一些后勤人员来服务他们这些基层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环境有时候比较恶劣，然后你要给他们发很多东西，比如说新的拆迁通知、所有那些红线的规定、名单，还有这个扫帚啊、胶水啊这些东西，这个工作就叫“信息员”，就是负责信息的上传下达。信息员地位跟他们是一样低的，因为都跟拆迁办没有合同，连合同工都不算，拿的都是加班费——我论文里面写的大概是，它是一个巨大的区内的抽调制度，拢过来一些人来做这个工作。我这样就开始有了一个制度内的身份，我觉得非常好，非常符合我的预想，我既能够在谈判现场，又不局限在某个小组——因为各个小组之间有时候会有一些边界，你不能随便窜到人家的组里面去了解他最重要的信息，但是信息员就可以，信息员本来就要不断地窜到各个小组里面发东西，然后收集各种信息，了解各种各样的微妙的台上台下的事情，这就是我要的。所以到后期，我的田野机会就非常好。

Q：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师姐有没有特别推荐的人类学民族知识作品，让您特别喜欢或者推崇？可以和我们分享和介绍一下您对这样的作品的个人感受吗？

A：我会推荐本科生看项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尽管它不算那么严格的人类学。它是项飙学生时代的一个作品，原稿到后期做了改动，但整个写作依然属于他的学习成长阶段。我觉得它里面所谈论到的生活和人物，都离北大的同学比较近，不是那么遥远。作者在当时，是以北大学生的身份进入到浙江村的——他的这种身份会时时刻刻被其中的人想及、考虑和应对，我自己觉得，他这种身份、成长阶段和进入田野的状态，都和同学们更相近。另外，就像他后来也讲到，那个时候他的激情、他身在田野中的感受，和后来他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成熟的人类学的博士或学者之后是不太一样的，这让这本书在他自己的研究里面有了不可替代性。

我自己的阅读感受，粗糙来讲的话，首先你会觉得，因为他也是浙江人，他不是在进入一个陌生的民族、社区，而是进入某种跟他有相似性的环境——这个环境对他来说，某种意义上是陌生而相似，又无关又有关，其中的关系感受是非常微妙的。另外，阅读这本书给人的另一个感觉是，好像你全身所有的毛孔、头脑和感官都完全张大了，它是那样的一个年轻的学生充分地在吸收这个环境中的一切的状态，我觉得那个状态那是很好的；而且他的表达能力也太好了，所以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每次都会有毛发竖立的感觉。我觉得我们人类学讲求技术，讲求理论脉络，讲求训练的严格，讲求思想的深度，但是如果没有像进入到浙江村的项飙的状态和劲头，就不如不做人类学而去做别的事儿。我对于这本书是非常羡慕的，他写作的时候还非常年轻，又写得这么好，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带给人的感受是很宝贵的，应该让大家最先去读，这种又有深度又有激情的状态，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