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中心的通识教育：国际经验与亚洲探索

讨论五：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二）

 

讨论纪要

11月3日上午，北京论坛（2019）“书院中心的通识教育：国际经验与亚洲探索”分论坛第五场讨论会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M11会议室举行。

 

本场讨论的主题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共有四位学者发言。本场讨论由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教养部负责人Naoyuki UMEMORI教授主持。

 

Christopher J.Wild

芝加哥大学学院 副院长

 

 

第一位发言人为芝加哥大学学院副院长Christopher J.Wild，发言的主题为《洪堡与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

 

首先，他给大家介绍了芝加哥大学的历史以及学院生活设置。芝加哥大学设置的是易于执行的专业与教学结构，进行机制化的高等教育。教师需积极建言献策，从历史的真知灼见出发，用以往的知识和经验将学校建成需进行认知的集体或社区。他提到，洪堡先生倡导普鲁士精神的大学教育，要建立起能够培养专家学者的教育体系、机制化的学院通识教育体系。而芝加哥大学就是洪堡学院的通识教育制度在美国进行的一次实践。作为通识教育型大学，在建立相关通识教育学院时，须借鉴以往学习的机制化方案。他又将德国的教育理念与美国高等大学的教育体系进行了对比。

 

接着他又对洪堡的概念进行了阐述。洪堡将知识和学习知识本身作为一个整体进程结合起来而成为哲学，他要建立的教育体系不是仅专注于专业，同时也注重培养“具有完整经验和思维能力的人”，要让学生实现知识、教育与学术的自由，因此也需要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学术咨询与培养。于学校的教授而言，教学的自由度必不可少，也应鼓励学生和老师之间的讨论交流。

 

最后，他对洪堡理念在芝加哥大学进行的实践作了说明。芝加哥大学保护教育学和学术的完整性和自由度，探索如何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学术自由度和学术民主性，如何更加机制化的培养本科的学生。他们需要持续创造学术的活跃度，将新的学术知识结合到教育理念中。他强调，芝加哥大学不仅是想要成为著名的教育机构，也希望建立起能够培育有思维能力的“独立、完整、合适社会的人”的教育制度，同时他也对比了美国的教育体系和中国的教育体系，以及美国内部各学校的教育体系。

 

Marc Tomljanovich

美国德鲁大学 教授

 

 

第二位发言人是德鲁大学的Marc Tomljanovich教授，发言的主题是《需要一所村庄：通识教育共同体、体验式学习及学习成效》。

 

他首先指出了当前通识教育面临的挑战。人口结构、技术以及金融方面的变化，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给美国的几乎每个通识教育机构都带来了压力。

 

接着，他阐述了面对这一挑战的前进方向。教室的学习环境以外应有发掘学生热情与天赋的补充手段，如鼓励学生和老师的密切互动；让学生在与校友的交流中获得知识与鼓励的校友活动；探寻行业趋势的聚焦小组活动。他提到，他们目前正在进行邀请校友作导师的硕士项目，以让学生更好掌握行业动态。接下来，他说明了教师的巨大价值。教师可以成为新生的顾问与倾听者，帮助学生找到兴趣专业并提供就业指导，同时设立互动项目，帮助学生建立人际关系网络，培养技能与信心。他也提出，城市实习能够以低成本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而针对通识教育学生的孤立感，他建议帮助学生开展各种活动，以打破藩篱，促进学生反思。

最后，他指出了教室以外活动的问题：如何鼓励学生参与、如何使得活动兼容、活动所需资源与教师参与。

刘云杉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副院长、教授

 

 

第三位发言人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教授，主题为《由“兴趣”重返“志趣”》。

 

她首先指出，高等教育的趋势是兴趣成了教育的核心，并通过回溯北大建校以来的历史说明北大建立通识教育特有的困难所在。满足学生兴趣，以学生满意度为目标的背后，是高等教育的民主化进程，鼓励学生自由选择课程与专业，尊重学生对教师、课程的评价。

 

然而学校的扁平化与被拉平的教育关系使得曾经普适的教育目标变成了碎片化、分离化的私人未来，个人如同“赛道上的骑手”，不考虑赛道背后的规则以及计时的标准是否客观明晰，而只需关注成功压力下的竞争能否取胜，甚至导致集体解体。而愈发精细全面的评价体系也导致学术资本主义的绩效评估，师生关系远离教育所需的追随、服从和知识上的道德，同学关系因竞争而紧张疏离、互相封闭。如此的评价体系下，学生有“精”和“浪”两种特征，即精明、精致，渴望成功、恐惧失败，以及沉浸目标与内在坚定性的缺失。

 

最后，她指出重新审视高等教育培养的精英人才特质的必要性。虔敬型与理性型的两种特质需要我们培养学生个体的内在坚定性，塑造全面人格，并反思当下高等教育改革中个人主义倾向。

 

许国惠

香港教育大学 副教授

 

 

第四位发言人是香港教育大学的许国惠副教授，主题是《人民的历史：冷战时期香港左派的中国历史教育》。

 

首先，她说明了战后香港的学位缺乏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多种政治力量办学情况。香港的左派办学遇到多种困难，如教科书问题。50年代香港历史书的教学范围和教学目标与左派迥异，文字叙述与教材处理等方面有许多缺点。她指出，当时左派的观点对现在思考、研究和学习中国史意义重大。

 

接着，她阐述了历史应是个人英雄主义还是有关人民大众的问题。左派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反对精英教育，认为国民党与殖民政府希望香港中国人对中华文化自豪是为了让人民听从驱使与奴役。同时，左派认为学中国史必须了解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方能真正讨论民族复兴。于左派而言，人民是一个集体，是重要历史事件的推动者，这对现在的我们启发良多。

 

文案：彭   然

摄影：湖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