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观下的时代囚徒——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杨曦 元培学院13级ppe方向
高中时就曾读过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只是惊叹一个又一个英雄在万历十五年这个横截面中纵横捭阖，竭尽所能去修补那个千疮百孔的时代；如今时隔许久再读，竟难免心生悲怆，一种“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1]的历史悲剧之感萦绕不去。万历、张居正、戚继光、海瑞、申时行、李贽，抛开传统的评价体系，不去用那些已经泛滥的面具，把他们还原成历史中的人，竟发现他们都只不过是历史的囚徒。黄仁宇先生用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将这些故事娓娓道来，引导我们用一个旁观者的视野去目睹这些或君子小人、或贤能昏庸、或平和激烈的人慢慢走向历史为他们设定好的结局，也许是历史设定好的圈套。
在每一个横截面来看，那些英雄们似乎都主宰了历史，拿破仑与阿尔卑斯山、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历史是伟大人物书写的；但是如果将历史还原到连续的时间中看，所谓的英雄人物都只是时间的玩物，螳臂当车的被粉碎了，顺应潮流的只留下了石碑上的功绩。
而黄仁宇先生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叙述历史的方式，在整个历史中截取一个断面，着眼于历史中的微观个体，他以社会的联系和整合方式为切入点，从大历史观的角度解释明代的历史与人物，主旨在于进行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探讨。黄氏史观并不复杂，胜在具体操作，其历史叙事精微深刻，既充满个人色彩也具备了历史厚重，这也是他对传统史学的创新之处，既不失庄重，也使得读者能够更加清晰的去感知悲剧时代下的人物命运。
大历史观下的万历十五年
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无关个体身份荣誉，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囚徒，但是每一个都在与时代挣扎和抗争，这种历史的叙述中，隐含的确是对中国现代化的隐射，大的历史观和精微的叙述联接的核心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黄仁宇先生以明代财政史切入，并以此为基点进行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探讨，他的“大历史观”也由此而来。
强调现代先进的国家以法律作为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和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他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技术，说自己的“大历史”观点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从制度的层面解释历史。这些说法的真正含义在于，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有形的、确定的、技术上可操作的、能够量化管理的方式来整和整个国家，而传统中国以无形的软约束，不凭借技术手段的、不能量化的道德来整和国家与社会。这后一种方式也就是儒家所主张的礼治或德治。与传统观点相反，黄仁宇否认明代存在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黄仁宇先生的结论是走出以意识形态至上为基本特点的礼治，他认为实现依靠技术治国的法治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探讨从1840年向前推进几百年，以拉长的视界来探讨历史，强调“历史上长期合理性”，即凡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必有后面的背景，只要它能与以前或以后的人与事相互印证，就取得它在“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历史研究必须通过宏观的视界，将过去的历史踪迹同今日联系起来，并作一番有意义的因果解释，因此很多历史不能片面处理，必须在这个意义、脉络上找寻当今人们的位置，进而探索未来可能的进程，因为很多目前所面对的结构性问题，只有将历史往后推三、五百年才能看清问题的症结所在，唯有如此，视界才能纵深宽广，也才能为中国寻找出路。
从拉长的视界和技术的角度观察明代晚期上层人物，他们限于时代格局的框架，个人的努力最终都只能落得蚍蜉撼树，改变不了大局。因此在万历十五年中登场的每个人物几乎都变成悲剧性的人物，个人的能动性无从展现，最后只有以挫败收场，责志以终。依“大历史”的角度观之，他们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大历史过渡时期的过客。全书的悲剧情调亦由此奠定。黄仁宇以纵横之笔将人物的生活融于万历年间的历史轨迹，毫无造作之态。作者对书中内容的编织匠心独运，充分体现在主次要人物的筛选上，作者所陈述的往事与读者的距离拉近了，甚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苦闷的万历皇帝、精明的张居正、老成的申时行、古怪的海瑞、孤独的戚继光、矛盾的李赞各自在特定时空的行止、忧郁、抉择和反应，在他的生花妙笔下不再是冷冰冰的历史。黄仁宇对人物的解读颇具新意，在每一个个体身上折射整个时代的无情和悲哀。
在《万历十五年》，开篇第一章如是写道，“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2]由此，看似写的是万历十五年，实则写的是万历十五年背后贯穿超过400年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这一年，现代化的车轮已经开始了转动，无论是否注意到，现代化的征兆已经出现在了“天朝上国”的朝堂之上和江湖之下。
在接下来，作者连列三个制度，“本朝的君主制度有一点与历朝不同。以前各个王朝，凡君主年幼，必定有他的叔父、堂兄这样的人物代为摄政，而这恰恰为本朝所不能容许。按照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皇太子以外的儿子，一到成年就应当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之国”。之国也就是就藩，其居于各省，有极为富丽闳大的王府和丰厚的赡养，但不得干预地方政事，而且非经皇帝同意，不得离开他的所在地。这种类似放逐和圈禁的制度，目的在于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牵制和干涉。”[3]“与此相类似的制度是防止母后引用家人干政。后妃选自良家，但多非出自有声望的巨家大族。”[4]“本朝这种以阁臣代行相职的制度，来源于开国之君为了巩固政权而做出的苦心设计，目的是使皇权不被分割，也不致为旁人取代。这种皇帝个人高度集权的制度在有明一代贯彻始终。从理论上讲，皇帝的大权不应旁落，但这种理论并不总是能和实际相一致的。”[5]
这三个制度看似保障了皇帝的“皇帝独尊”、“皇权至上”的地位，这也是我们长久以来对皇权制度的诟病，但是缩影到万历十五年，这三个制度竟然像是一个笑话，不仅没能保障万历的自由，反而给他套上了牢牢地枷锁，历史，有时候就像是一个段子，制度的执行和初衷有时候竟然好像是南辕北辙。祖宗的制度相比起历史条件的特殊性，看起来那么不堪一击。阁臣、太监、母后，三者联合给万历皇帝打造了一个坚不可摧的牢笼。这就好像是历史在嘲讽那些英明的君主，那废掉宰相的朱元璋，重用亲信太监的朱棣，那些曾经自以为能书写历史伟大君主，一切制度的漏洞最终都会暴露在“大历史观”的旁观之下。万历十五年，也是一代囚徒的十五年。
如此种种，贯穿全书，书中每个人都在万历十五年泛起了一朵朵浪花，但是很快历史的海洋又归于平静，他们是历史的囚徒，也是时代的弄潮者。
囚徒们的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曾经读来，书中人物，个个都是顶天的豪杰，在那个时代兴风作浪，但是合书想想，惊觉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囚徒，“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书中每一个人，都在殚精竭虑，都在努力改写自己的命运，也力图转动大明朝这艘巨轮的船舵，可最后小皇帝意兴阑珊地享受轻歌曼舞，张首辅壮志未酬死于腹疾，戚继光暴毙于贫寒之境，海瑞连棺材钱都没有攒够，这种感触，竟然类似于当年读《三国演义》之感，曹操、刘备、孙权，哪个不是英雄豪杰？诸葛、司马、周瑜，哪个不是智冠天下？赵云、典韦、吕蒙，哪个不是武功盖世？可最后天下竟被黄口小儿司马而得，“第一百二十回，荐杜预老将献新谋，降孙皓三分归一统”，岂不悲哉。
万历十五年的漩涡中心就是万历小皇帝，前半生活在张居正的阴影下，后半生一直在摆脱这个阴影。书中写道万历亲政之后，“如何才能成为大权独揽的名副其实的君主？对万历来说，第一件事情是使他的朝廷摆脱张居正的影响。那张居正的躯体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影子仍然笼罩着这个朝廷。朝中的文武百官根据对张居正的态度而分为两派，要就是拥护张居正，要就是反对张居正。拥张派的官员过去依靠张太师的提拔，他们主张夺情留职，在张太师得病期间公开出面为他祈祷；反张派则认定张居正是巨奸大猾、伪君子、独裁者。在1582年，当皇帝本人还没有对过去的种种彻底了解的时候，朝廷里的钟摆已经摆到了有利于反张派的一边。皇帝也还没有明白，继张居正而为首辅的大学士张四维，他虽然也出于“大张”的提拔，但和自己的外祖父武清伯李伟相善而与大伴冯保有隙。他更没有想到，这时的张四维还正在利用反张的情绪来巩固自己的地位。”[6]好不容易的挣扎竟然会被另一个类似张居正的人物所利用，他们竟然，还都姓张。张居正也好，张四维也好，他们不是一个独特的个体，他们都是朝堂之上的文官首领，为了自己的名垂青史和小集体利益而殚精竭虑的文官集团的代言人。
万历皇帝
尽管万历皇帝历来被评价为昏庸荒怠，但是黄仁宇却认为皇帝是一种制度，他为万历皇帝的行为找到自己在制度上的解释。如果说张居正、张四维都是一个象征的话，皇帝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制度象征。他是一个宗教上的领袖，一个国家的缩影，他在人格上必须符合国家的统治基础，他必须是一元的，他的一切行为只能服从于传统道德，文官集团以伦理道德为由使万历的立储意愿失败，“总而言之，他们要把他纳入他们所设置的规范，而不让他的个性自由发展。”[7]
而皇帝作为个人，一个普通的人却又有着自己的个性。个性柔弱而又聪明敏感的万历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单调和贫乏，他甚至不能任意走出皇城一步，发现想做的事情统统做不到，于是励精图治的念头也就一天天减退，他对政治失去了兴趣。“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弃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制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之中，他实际能控制的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询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冷，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8]
“元辅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大伴冯保被驱逐出京，皇帝至此已经实际掌握了政府的大权。但是不久以后，他就会发觉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产物。他逐渐明白，倒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在倒张的人物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物强硬而坚决，同时又顽固而拘泥。张居正的案件一经结束，他们立即把攻击的目标转向皇帝。在劝谏的名义下，他们批评皇帝奢侈懒惰，个人享乐至上，宠爱德妃郑氏而冷落恭妃王氏，如此等等。总而言之，他们要把他强迫纳入他们所设置的规范，而不让他的个性自由发展。另一类人物则干脆是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利用道德上的辞藻作为装饰，声称只有他们才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及力量来暴露张冯集团的本质。而张冯被劾之后在朝廷上空出来的大批职务，他们就当仁不让，安排亲友。”[9]
一个皇帝的堕落史，似乎就是一种制度在于另一种制度中对抗失败的缩影，万历的消极怠工，恰恰是这个官僚集团的期待，他们不想要一个打破枷锁的明君，他们想要的是一个任其摆布而后又可以通过批判昏君使自己名垂青史的傀儡，这不是张居正的文官集团，更不是张四维的文官集团，它是历史的文官集团，是历史锁住万历的镣铐，拉扯他走向他应有的归宿。
当然，集团和制度的胜利绝不意味任何一个文官个体的胜利。皇帝如此苦闷，官僚中的杰出人物张居正也连死后都不得安生，1587年这位煊赫一时的已故首辅被抄家，张居正在局部上改革了国家的经济体制以适应社会多元化发展的需要，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一元化政治体制产生了巨大冲突，在他生前已使自己陷于文官集团中的孤立地位，一旦技术上的争端上升为道德问题，他就变成大奸之徒。“此书内容的可靠程度可以另作别论，但至少，它的出版在朝野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最后处理张居正一案的强烈催化剂。在这以后，在万历皇帝对张先生回忆之中，连勉强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敬爱也化为乌有。他发现，他和他的母后曾误信张居正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保障皇位的忠诚，而现在看来，张居正不过是出于卑鄙的动机而卖友求荣，他纯粹是一个玩弄阴谋与权术的人。”[10]
元辅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大伴冯保被驱逐出京，皇帝至此已经实际掌握了政府的大权。但是不久以后，他就会发觉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产物。“他逐渐明白，倒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在倒张的人物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物强硬而坚决，同时又顽固而拘泥。张居正的案件一经结束，他们立即把攻击的目标转向皇帝。在劝谏的名义下，他们批评皇帝奢侈懒惰，个人享乐至上，宠爱德妃郑氏而冷落恭妃王氏，如此等等。总而言之，他们要把他强迫纳入他们所设置的规范，而不让他的个性自由发展。另一类人物则干脆是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利用道德上的辞藻作为装饰，声称只有他们才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及力量来暴露张冯集团的本质。而张冯被劾之后在朝廷上空出来的大批职务，他们就当仁不让，安排亲友。”[11]在制度的操控下，他们不仅利用皇帝，他们还内部攻讦不休。那个时代最体面的人用最下流的方式互相攻击，倒也不失为一场好戏。
张居正
如果力图操控和制定制度者如张居正者下场惨淡，那么那些顺应制度然后试图慢慢加以创新的的人又能如何？申时行和戚继光是两个看清了形势的人，他们意识到了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同时也看到了传统的一元统治是不可打破的，所以他们采取了折中之策。申时行奉行调和，首先与全体文官协调合作，甚至在必要时以原则作交易，用来换取最低限度上的团结一致。“四书”尽管仍然是科举的标准答案，但技术上的操作却不是如此简单，一个文官阶层，尽管它的存在是国家的最大问题，但毕竟是为解决问题而设置的。由于官僚集团的互相倾轧，“和事佬”首辅也被迫下野。
抗楼名将戚继光在万历十五年辞世，死时一贫如洗，满目凄枪。从组织和技术层面上，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各种战术的创新和军事体制的有限改革。在当武将的社会地位下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的时代，戚继光已经把能做的都做了。而他的成功离不开张居正的强有力支持，但是这种支持来自个人，一旦张居正失去了政治能量，戚继光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戚继光改进武备的一切努力，都遭到重重阻碍，“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文官集团的意志，而种这种意志又有传统的成例为背景”[12]，戚继光的成就似乎也只是个人才能的一种体现，而决无可能把这种体制外的特例演化成一种组织上的创新，从而被传统的军事制度所容纳。
这种制度的冷酷由此可见，试图操控他的人如张居正差点被开棺戮尸，顺应它然后慢慢创新的人如戚继光、申时行也惨遭驱逐。这个制度在旁观者看来就像是残暴独断的利维坦，拒绝体系内任何人的指指点点。至于那些反抗者，更是毋庸多言。
海瑞则是一个极端复古主义者，看不到社会的发展，看不到文官集团的阴阳两面性，硬是要把社会导向从前，即大明开国之初。作为道德完人的海瑞在技术与道德问题上也难以客观公允。以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海瑞的一生，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13]试图通过复古来扭转的制度自然下场惨淡，这种失败甚至在海瑞自己看来都是难以理解。
当然，提及反抗者，决不能遗忘另外一位老先生李贽，1587年以前，离职的知府李赞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义务。次年，他即剃度为僧，时年61岁。终于可以抛去呆板拘束的生活，寻求个性的自由发展。他真的自由了吗?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他的命运可想而知。他不是一个政治范畴的人物，但是他与政治紧密相连，思想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无法冲破传统的道德，被坚定地排除在主流之外。
上述那些顺从的、不安的、反抗的，在黄仁宇的历史观看来，都是这个制度的囚徒，这个体系连其中最精英的人也毫不客气地给予最不公正的判词，这种无情令人发指，更不用说之后那些试图力挽狂澜的东林党人。
在旁观这些囚徒们戴着镣铐的舞蹈之后，在书的结尾，黄仁宇先生给出了一段极为精彩的解释，他在书的结尾颇笃定地写道：“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似乎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他发展的尽头。”[14]随后的表述则沉痛至极，“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人则身败兼名裂。”[15]
看起来，他只是写了历史中的一个又一个的人，但是每个人的生命片段凑起来折射的都是这整个时代。即使是那些顺从了制度的人如戚继光，只要他稍想有所作为，在制度看来，必然都是螳臂当车之人。这套制度的发展，自有它的逻辑，而且这个逻辑是反现代化的，因为如果没有外力的打击，这套逻辑的自洽或许永远不会诞生现代化的体制。锁住那些想要改革的人，驱逐那些想要革命的人，麻痹那些稍有不满的人，所有这三种，都是囚徒，而那些洞悉整套规则的人，给他们权力富贵，让他们成为制度的附庸，不过这些人，恐怕不再能称之为人，他们自己囚禁了自己，然后，历史忘记了他们。
黄仁宇有一个比喻“潜水艇三明治”，意指中国传统社会的晚期结构类似夹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这如文官集团，大而无当，下面是一块长面包，如同成千上万的农民，缺乏有效的组织，中间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其中三个基本社会整和原则即尊卑男女长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与法治、人权，无从改造利用。近代国家的革命程序就是上面创立新的高层结构，下面反转低层结构，中间订立法治性的联系，这样的改造少则三五十年，多则近百年。黄仁宇对这套逻辑背后的挖掘确有自圆其说的魅力，由此“大历史”不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完全可以作为深度诊释的工具。他的大历史观不是不讲道德是非善恶，而是他认为道德乃是人类最高的诉求，道德虽高于法律及技术，但是要提出作争论的依据时，则要在法律和技术之后提出，不能经常提出，也不能在细微末节内提出。凡是能用法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能先就扯上一个道德问题。想到当今国际社会的种种争端，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不能不说是启衅之源。
黄仁宇和我们的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的“大历史”史观与布罗代尔的历史观念相类似，布罗代尔主张要以“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来解剖历史，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相沟联，从这种长深宽远的眼光来看历史看现实，将出人意料地发现另一种历史的存在，体谅到历史进程中的局限与无奈，进而对历史树立起理解和同情，这是富有历史主义意味的，也是他所推崇的技术视角。学术研究历来有宏观与微观之分，前者讲究通达，贵在综合;后者讲究精细，贵在分析，两者孰能成风气则随时代而转移。黄仁宇介于哈佛学派与剑桥学派之间大致属于宏观派，虽然《万历十五年》系以一年，似属微观历史，然而作者把万历朝的精英人物、典章制度、朝廷政治的操作与思想文化现象融会贯通，以抒发个人见解，彰显其大历史观点，意在宏观。他似乎打算籍由动人的历史叙事，将他的大历史观传递给读者。他并非置分析于不顾，恰恰相反，他把分析的工作放在一个叙事的框架里，而且在个人见解与文字表述之间、分析与分析之间并没有裂痕。
这种历史观实质上是在现代化的语境重新深入当时那个具体的时代，去反观当时的人物和制度，然后将其与现代化制度进行比对和理解，抒发个人观点。黄仁宇无论对明代中国还是对宏观历史的看法都与他的生活体验有直接联系。《万历十五年》中认为人物的不同结局不过是一个大的历史过程的必然结果，这些都符合他的个人体验，也可以有史料的证明。
在西方学术界，《万历十五年》的写作体例并不少见，如史景迁的《王妇之死》。“20世纪以前的史学家都以历史叙述为主，以后科学派为主流”[16]，历史叙述逐渐被忽视，而历史究竟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不可能抛弃历史叙事，要想吸引读者，“讲故事”的叙述不可或缺，黄仁宇的文风清新俊逸，兼有历史家的厚重与小说家的有趣。他在自传中坦言，要与读者分享自己对历史的认识。
其实书中大量的笔墨用于对制度的剖析，抽出那些被指为小说家言的段落也完全说得通。至于有好事之徒将黄仁宇的作品比作坊间通俗类作品只是取悦大众，指其为文化快餐，属无稽之谈。毕竟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理应面向社会。至于黄仁宇作品中的个人风格，则联系到史家个人和借以构建历史的史料中的主体因素的问题。关于历史客观性的讨论已经进行了大半个世纪，克罗齐曾断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7]的确每个人为了说明问题所利用的史料都是经过选择的，应该自觉地思考为什么选择这些而非那些史料，然后在依据这些史料对历史进行重现和解释的时候，还要思考之所以这样，而非那样重现和解释的根据。完全冷静和客观是真正能做到的吗？究其实谁能说自己就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呢？
黄仁宇曾直言不讳地承认他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因此他的诊释方法是以时事为出发点，从大框架的角度探讨历史，具有强烈的现实情怀。在《万历十五年》中，他的学术著作绝无僵化迂腐，更没有故作深沉，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对人生的真切感悟。黄对历史人物心灵世界的描绘十分动人，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历史的想象。例如对万历皇帝与郑妃的感情生活，他写道:“她是在最适当的时机来到了他的生活里，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缺陷。凭着机智和聪明，她很快就理解了命运为她所作的安排，因而抓住现实，发挥了最大的能动性，从而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18]在第二章开头就描绘申时行:“每当大学士申时行走到文华殿附近，他就自然而然的感到一种沉重的负担。这是一种道德的负担。”[19]这些东西，与其说是不切实际臆想，倘不如说是黄仁宇先生内心思想在他著作中的折射。
黄仁宇先生
目睹了近代中国的苦难，在一个时代中颠沛流离，这种苦闷感萦绕着当时整个知识分子的内心，所有人都在试图给这种落后找到缘由和解答，黄仁宇先生的方法是，回到历史中去找，回到那个最开始错过现代化的契机中去，这个起点不是鸦片战争，不是乾隆的天朝上国，不是朱由检的景山自缢，而是要推到更久以前，推到西方选择突破制度而大明朝日益丧失对这个制度的控制的那个点上去，这个点在黄仁宇先生看来，就是万历十五年。不论是偶然还是必然，中国错过这个契机之后，再等下一个现代化契机，等了足足三百年，这三百年之后的一百年，还伴随着无尽的屈辱。
不过，现代化真的好吗？真如之前写到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有形的、确定的、技术上可操作的、能够量化管理的方式来整和整个国家，而传统中国以无形的软约束，不凭借技术手段的、不能量化的道德来整和国家与社会。后一种的循环更替导致了中国的落后，但是前一种的“技术”进步是不是会把带入另一个窠臼？黄仁宇先生没能给出解答，或许，他也不需要给出解答，但是随着现代化的演进，这种制度同样有了自己的独立性和生命力，他在我们的观念和行为中扎根，一切不符合现代化语境的方式都被淘汰和清算，如此看来，美国总统、商业巨富、中产阶级，哪个又不是历史的囚徒呢？
如果有一天，我们在无穷无尽地经济危机轮替中反思现代化的悲哀，那么，应该追溯到公元多少年那个点？那个现代化成为脱缰的野马，再也不以人力为转移发展演替的时间点？如果现代化的制度再不因人力而转移，甚至主宰了每一个人的行动的话，这种时代的悲哀，我认为不亚于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
如今黄仁宇老先生早已驾鹤西去，但是他留下的问题和其中衍生的问题，如今仍然困扰众多的读者。在大历史观中旁观者的视角中看，每一个历史中的人都是囚徒，但是，作为囚徒，为何不能选择戴着镣铐起舞？如果波澜壮阔的历史中都是认命之人，岂不无趣，要做也不能做历史长河中的暗流，流过而无人知晓，起码要做一朵浪花，跳起来让后人能够看得见。这样，在他们著《公元二零五零年》的时候，也能像张居正或者是李贽那样成为一个著名的囚徒。
参考文献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1997
杰佛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义出版社，1987
贝奈戴托·克罗齐 《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黄庭坚《清明》
[2]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1997 P3
[3]-[15]同上。
[3]P10 [4] P11 [5] P12
[6] P16 [7] P39 [8] P91
[9] P20 [10] P19 [11] P35
[12] P185 [13] P245 [15] P245
[16]杰佛里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 上海译义出版社，1987
[17]贝奈戴托·克罗齐 《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
[18]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1997 P41
[19]同上， P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