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胜利？——评米兰·昆德拉《不朽》

温心怡  元培学院2014级PPE方向

 

一

 

在《不朽》中有两句话会使一个敏感的读者毛骨悚然。一句是小说中的昆德拉，那个作为本书作者的人物昆德拉说，任何人只要漏读我小说里的一句话，就不可能理解我的小说。另一句是阿弗纳琉斯教授问昆德拉：“你的小说要用什么名字？”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这个名字已经用过了。”

 

“不错，是我用的！但在那时，我弄错了名字。这个书名本该属于我现在写的这部小说。”[1]

 

易朽与不朽为轻与重增加了一层时间性，或者说，它揭示了后者身上不可少的一层要素：一方面，极致的重(das schwerste Gewicht)是绵延在历史里的永恒轮回，它内在地要求时间；而与贝多芬斯大林毕加索[2]的不朽不同，它不因独特而不朽，而因重复不朽，所以更能揭示出不朽的荒谬，也即生命的荒谬，不论其残酷、美丽或是绚烂；另一方面，在保罗眼里，重复可以让极致的重走向极致的轻，比如不是一次谋杀，而是几十次谋杀，几千次谋杀，几百次谋杀；一去不复返的，在史书上只占轻如鸿毛的一页的，也可以由极致的重走向极致的轻。它们不朽；然而它们无关紧要。

 

《不朽》一共由七部组成；保罗说出这些的第三部叫《斗争》。在食堂这个微小的舆论界里，保罗戏谑地与重为敌，他以某种趣味躲在现代性的无穷否定的背后；要不是那个舆论界的在场，那些否定他和观赏他的别人的在场，他本可以开心地继续做自己的掘墓人的杰出同盟者。然而也正是他们的在场，促使保罗在他们面前站成了一个心情愉快的挑衅者的姿态；而面对阿涅丝时，他反而像一位温和慈爱的老者（阿涅丝正是在这时觉得他像她的婆婆），想用爱的表达试图消解他的妻子哲学性的怀疑。

 

“到时间了，要穿衣服走了。”

 

阿涅丝挣脱他的拥抱，径自向浴室走去。

 

二

 

《不朽》：一本夹带了好些私货的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

 

昆德拉在一开头就说。他脑海里突然冒出阿涅丝这个名字；他努力地想象阿涅丝是怎样一个人；他寻找每个人物的Grund；一直到最后一部，他和阿弗纳琉斯教授、保罗分手后，路上汽车拥挤，他想到阿涅丝；两年来他第一次想象出她。

 

如果一部小说的主人公里同时有一个未婚的女人和一个已婚的女人，是不是总是那个已婚女人的形象模糊一些？我们总觉得自己可以很容易想象出洛拉：“阿涅丝，人只有一次生命！不能白白浪费，我们应该在身后留下一点东西！”我们想象出她谈到情人时着迷地微笑的样子，她在音乐会中途无所顾忌地起立离开的样子，她扑进保罗怀里的样子，那一种和年龄不相称的个性使她被人记住；在她看来那就像是她独创性的标志，她自我的魅力。

 

洛拉和阿涅丝的出现，贝蒂娜和克里斯蒂安娜的出现，很难不让我们将其看成一组对比：最表层来讲，我们大概容易想到张扬与内敛、反叛与传统、未婚与已婚；深层来讲，洛拉与贝蒂娜的相似之处更是值得好好地玩味一番，虽然一个比情夫大八岁，一个执着于年老的歌德，然而属于少女的天真烂漫都一样在这两个身体上，以一种充满韵味的方式，开出绚烂的花朵。天真烂漫从来惹人怜爱，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被视为特定一种女性的生存之道——在一个个性受到压抑的世界里，干脆保持一种安全而讨喜的叛逆姿态，这对洛拉而言可能是一种哲学；对昆德拉笔下的贝蒂娜，这种姿态不过是工具，用以达到自身的不朽。

 

然而比起贝蒂娜，洛拉的脆弱在于，她意识不到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是建立在男性认可的基础上；当贝尔纳的喜爱不再，她对自己天真的、迷人的放肆产生的骄傲便会凋零，她将变得无助、孤独、痛苦，这种痛苦以蚕食的方式抽去她的尊严。没有爱情的她惟愿被记住；她用最后的疯狂来支撑自我，自杀、歇斯底里、被抛弃以后去旧情人父亲的组织做义工。

 

“这是一个受过苦的女人。”是什么让女性的受苦成了一种美？这种表露自我与寻求认可相冲撞的冲动恰恰符合了某种男性主义的审美：“在这个女子身上，某种东西使她变成注定的受害者。”阿弗纳琉斯欣赏洛拉的缘由，我们可以想象，也许也类似于贝尔纳和其他男人欣赏洛拉的缘由；他们感兴趣的是洛拉坐在他们面前，身体瘫软，对他们说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那种脆弱、依赖，被自己身子摆布，越发让人想要凌驾于她，爱抚她，侮辱她。

 

读者会发现我在分析洛拉时，所还原的是阿涅丝眼里的洛拉；阿涅丝，暧昧的清醒观察者、出于防范而表现出的冷漠、赤裸裸的算计。在家中那一场三人对峙里，她说得很清楚，洛拉是一个绝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女人，她看到这个女人为了猎物与尊严演的一场戏。然而洛拉胜利了；贝蒂娜也胜利了。洛拉抚摸一只胸罩，那种抚摸温柔，很软，很轻；阿涅丝则认为胸罩是用来支撑某种比预料要重的东西，那种重未经过她选择，而她却被迫背负。

 

三

 

为什么贝蒂娜能在不朽的战场上胜利？

 

首先胜利的先决条件是：在无意义的前提下一切人类的战场都变成不朽的战场。世界已经愈发清醒地告诉我们，没有是什么值得捍卫的，金钱、友谊和爱情；但自我不一样，它诞生之初就被赋予天然的合法性，为了平等和人权。歌德和贝蒂娜在战场上博弈，法官是罗曼·罗兰、海明威、Gounod歌剧的观众。贝多芬斯大林毕加索在上面彼此竞赛；这是一个极端民主化的战场，决定谁能担起不朽之名的，不是狄奥尼索斯，而是所有的观众，他们是法官也是竞赛的参与者，他们以生者的名义捍卫死者的权利，也以死者的名义捍卫生者的权利。贝蒂娜知道自己会赢得法官的青睐，会赢得罗曼·罗兰这样的法官。

 

这是一个民主的时代。民主的时代我们有什么？有新闻记者，有人权律师。保罗嘲弄着，竭力把不朽拉平成民主的不朽，他不要贝多芬斯大林毕加索说话；他要他自己说话。代表数量庞大的欧洲人。他否定伟大，而寄希望于任何一种，任何一种都可以，与这套文化相悖而行的努力：民主。无意义。青年人。永恒女性。他不是用加法或减法，而是用一种充满力量的否定，加上一些又减去一些，来形塑他的自我。最后，他试图肯定的那个自我败给了贝尔纳，而他试图否定的自我却赢得了洛拉：他称她为他生命中的女人。也许这是这个否定身体的坚强的男人第一次这样肯定身体与生命的热力；他嘲弄着，嘲弄着，就有了绝佳的避开男性伟大文化的理由：永恒女性的拯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失去男子汉的魅力。

 

洛拉们的存在为这个时代的虚无者提供了永恒女性的庇护所：他们从她身上汲取生命的热力，消弭自己的不安与怀疑。如果说贝蒂娜只是把那种天真烂漫的女性特质作为一种工具，保罗则赋予洛拉的这种特质以更深刻的内涵：这是一种冲破理性朦胧日光的特质，它彰显它自己，显示出人类不朽的希望。她是自我中心的；她的魅力也正来源于此，来源于一个不断收纳的，丰富（在当今时代作为一种价值的丰富）的自我。这同样是一个不可能与世界相和解的人。面对整个人类，或许洛拉是这种人仅存的力量。

 

然而这个自我真的胜利了吗？阿涅丝夺走她的墨镜，有那么一瞬间洛拉不得不面对真实。阿涅丝看到的，是洛拉的整个自我摆成一个妥协的、向外索取的姿态；她看到这种姿态的巧妙与脆弱。洛拉和桑拿室里痛恨热水澡的陌生女人一样，是捍卫那个偶然自我的忠实战士。阿涅丝讨厌她；正是那种讨厌，而不是挫败或蔑视，证明阿涅丝与她的妹妹，她与这个世界是深深隔离开的，讨厌的企图正如保罗寻找栖处的企图和洛拉寻求爱情的企图。

 

没错，这些企图是将自我隔离开世界的企图，然而却是一种虚伪的模糊的企图：即使独处的时候，我们也无法逃避自身的社会性，我们被他人的回忆与目光投入走向不朽的战役。歌德告诉我们，不朽也非我们所想选择。在那一瞬间，阿涅丝终于意识到妹妹不是敌人；只是一个她无法选择的人。她累了。这种“讨厌”的虚伪在疲倦的那一刻，终于被阿涅丝所觉察——她不想奔跑；她不想对抗人群，当敌人一步步向自己逼近，她只想从他们眼皮底下消失：王搬了家。敌人费尽心事攻击的她的自我，最后被她自己抛弃了。

 

歌德在最后终于意识到这一点而做了一次减法：——死后的任何名声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在减法中，阿涅丝抹去自己的脸，放弃逃跑，躺在潺潺的溪流边，她感到自己的自我被带走；被动的，而非主动的逃离，因为一逃离便陷入不朽的魔咒——虽然为了这种自我的被带走，阿涅丝还是不得不做一次去往瑞士的逃离，和去往死亡的逃离。死亡的危险在于，它太容易让人陷入不朽，也就是被人们的回忆紧紧束缚，甚至死了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亡；不过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已死（必死），危险就被脱离，没有自我的存在跑赢保罗，进入歌德和海明威所在的空中花园——在生命的最后阿涅丝终于胜利。

 

“人生所不能承受的，不是存在，而是作为自我的存在。”

 

四

 

至此阿涅丝成功被带走；她的形象在我们面前模糊，正如一个已婚妇女的形象模糊。人们不理解她的怀疑、她的Grund，正如保罗不理解她的怀疑，认为这是生活不如意的产物；而也正是在这种不被理解中，阿涅丝得到最广泛的自由，这种自由让她能够沿着小径前行，一直到达消弭的极致；她在自己的作者昆德拉面前也消弭了自己，以至于昆德拉终于想象出阿涅丝的时候，还得要一瓶香槟来庆祝。

 

我们必朽，然而难堪的是我们还得活着。于是阿涅丝拿起勿忘我，昆德拉想象出阿涅丝，作为隐约可见的美的最后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