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阿基达马斯战争与混乱的扩大

（前431年—前421年）

  战争的前十年至《尼西阿斯合约》的签订是战争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以时任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的名字命名[4]。阿基达马斯战争将从前希腊世界积累的一切矛盾都一一发掘出来，这些不安定的因素在希腊世界肆虐，造成了空前的混乱，城邦内部的民主党与寡头党之间的矛盾、有领土和资源纠纷的临近城邦之间的矛盾、母邦与子邦之间的矛盾、雅典和附庸城邦的矛盾、希腊世界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将希腊世界一步步地推向了混乱的深渊。

  前431年，底比斯人袭击普拉提亚，标志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同年，在阿基达马斯的率领下，伯罗奔尼撒人第一次入侵亚狄迦[5]，此后阿基达马斯率领伯罗奔尼撒人多次入侵亚狄迦地区，但是因为伯里克利的政策（雅典人全部迁入城内，在海上骚扰敌人，通过持久战获胜，雅典帝国完全有获得胜利的丰富资源），伯罗奔尼撒人皆无大功而返（季节性蹂躏乡村并不具有很强的战略杀伤性）。

  由于大批雅典人迁入城内导致城内卫生条件恶化，前430年，瘟疫在雅典城爆发，这次瘟疫给雅典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并导致伯里克利这位“第一公民”在雅典最需要他的时候病逝了，此后的继任者皆苦于党派斗争，雅典渐渐地背离了伯里克利的防守政策，开始将战争扩大化，对附庸的压榨加重，雅典帝国内部矛盾激化。公元前428年，列斯堡的密提林暴动了。一年后，密提林陷落，雅典人关于如何处置密提林人展开了辩论，在愤怒与冲动中，雅典人在克里昂的影响下决定对密提林人实施屠杀；次日，雅典人仓促地收回这一决议。

 同年（前427年），在250名被科林斯俘虏的科西拉人回国后，科西拉爆发了内乱。自此，内乱就在整个希腊世界蔓延开来，每个城邦都深受内乱之苦，城内的民主党人和寡头党人相互攻讦，甚至不惜以出卖城邦的代价换取统治的权力。更有甚者爆发了像科西拉内乱一样的流血冲突，以往的伦理被歪曲，公民的道德被败坏，父子相残和神庙屠杀的恶劣行径时有发生，整个希腊世界的道德水平大大下降。

 就在密提林陷落的同年，西西里的林地尼与叙拉古发生了战争，林地尼派以修辞学家高尔吉亚为首的代表团前往雅典求援，雅典人派出了一个舰队，除了援助林地尼外，还为了防止西西里对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支援以及初步试探是否可以占领西西里。

  饱受瘟疫与暴动之苦的雅典帝国由于一次意外的幸运占领了派娄斯，占斯巴达公民数十分之一的重装步兵或战死在派娄斯或向雅典投降，这一事件大大挫伤了斯巴达内部统治的基础，希洛人开始逃亡。斯巴达被迫向雅典提出议和，但是克里昂主导的公民大会驳回了这一请求，希望扩大战果。雅典于前424年攻陷了锡西拉。斯巴达人的士气一落千丈。

  但是同年，随着西西里的联合与斯巴达的伯拉西达成功营救麦加拉、远征色雷斯、鼓动雅典属国暴动、攻陷安菲玻里与托伦，雅典人决定与斯巴达媾和，签订休战和约。一年休战期结束后，雅典主战的克里昂远征色雷斯，与伯拉西达在安菲玻里爆发了战斗，克里昂与伯拉西达阵亡。雅典和斯巴达的主战派受到了冲击，议和的声音占据上风，人们对旷日持久的战争感到了厌倦；事实上，无论是雅典和斯巴达，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尤其是没有见过战争的年轻人）都是信心满满，颇有希望的。公元前421年，雅典与斯巴达签订和约，该和约以雅典将军尼西阿斯的名字命名，史称“尼西阿斯和约”。

（三）尼西阿斯和平（前期）与和约的维系

（前421年—前416年）

 《尼西阿斯和约》的签订标志着阿基达马斯战争的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尼西阿斯和平时期。然而《尼西阿斯和约》远不能解决希腊世界的各种矛盾，“十年的阿基达马斯战争已造成如此深的裂痕，很少会有严肃的希腊人认为战争已经结束”[6]，战争的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雅典和斯巴达势必要决出胜负。

  斯巴达和雅典议和之后，科林斯颇为不满（认为斯巴达想要奴役整个伯罗奔尼撒同盟），这个好战的城邦鼓吹亚哥斯与之建立同盟，并且欢迎任何仇恨斯巴达的城邦（门丁尼亚人、卡尔西斯人等）加入，伯罗奔尼撒联盟走向分裂。    因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分裂而导致的斯巴达一方的违约，雅典对斯巴达的猜忌越发严重。随着之后斯巴达主战监察官的上台，斯巴达主动违约和彼奥提亚联盟（前420年），雅典和斯巴达的关系恶化，再加上阿尔西比亚德的煽风点火，同年，雅典和斯巴达的世仇亚哥斯联盟。

  前419年，斯巴达介入亚哥斯和埃彼道鲁斯的战争；前418年，斯巴达大胜亚哥斯，亚哥斯的亲斯巴达党人占据上风，取消了亚哥斯的民主政治，同时也取消了和雅典的盟约转而和斯巴达联盟；前417年，亚哥斯的民主党夺取政权，恢复和雅典的联盟。前416年，因为弥罗斯人拒不投降，雅典人在破城之后进行了屠杀。

  在远征西西里之前，由于《尼西阿斯和约》的影响，伯罗奔尼撒联盟受到了冲击，斯巴达的领导地位遭到了挑战；同时由于和约无法得到执行，雅典和斯巴达的嫌隙也在逐步加深，但是双方并没有公开撕毁和约，也没有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直到雅典远征西西里之前。

（四）西西里远征与雅典的衰落

（前415年—前413年）

  雅典人对伯里克利政策最大的背离就是发动了西西里远征，伯里克利的后继者一直对西西里抱有极大的野心；在尼西阿斯和平的后期，雅典人在阿尔西比亚德的煽动下，发动了对西西里的远征，雅典远征军全军覆没，雅典最优秀的一代人全都死在了西西里，城邦财政亏空，军备严重缺损，雅典日薄西山，走向衰亡。

  公元前415年，西西里的厄基斯泰求援雅典，希望雅典远征西西里，并承诺提供足额军费；雅典人在阿尔西比亚德的煽动下（阿尔西比亚德希望通过远征提高个人声望，满足他声色犬马的欲望），决定派遣阿尔西比亚德、尼西阿斯（反对远征西西里，带着肾病被迫出征）和拉马卡斯率军远征。就在出征前，雅典的赫尔墨斯神像遭到了破坏，这被视为是阿尔西比亚德参与的反民主政变，但是由于阿尔西比亚德的政敌希望在他远征期间罗织更多罪名，便没有在远征前追究。

  雅典的远征军到达西西里之后发现厄基斯泰根本没有足额的金钱供给军费，同时由于叙拉古的影响，西西里支持雅典的城邦少之又少，尼西阿斯建议回国，但是最终按照阿尔西比亚德的建议，去争取西塞尔人的支持，失去了回国或突击叙拉古的最佳机会。之后，阿尔西比亚德因渎神罪被召，在召回途中逃亡斯巴达。

  前415年冬季雅典人进攻叙拉古城，在城下获胜。叙拉古向斯巴达派出代表，请求斯巴达派出支援军并在希腊本土加强对雅典的攻势，在阿尔西比亚德的策动下，斯巴达派出远征军，撕毁了和雅典的《尼西阿斯和约》。前414年，在叙拉古的雅典远征军进行围城，在围城战役中损失了拉马卡斯，军队的指挥权全部交到了尼西阿斯手中。

  斯巴达的远征军到达叙拉古之后，叙拉古人士气高涨，并且与斯巴达人合作在城外击破了雅典人，反抗围城成功；尼西阿斯向雅典求援，雅典派遣了德谟斯提尼和攸利密顿率领一支新的远征军前往救援。前413年，叙拉古收复普利姆密里昂，获取了雅典远征军的军备与谷物，尼西阿斯率领的雅典远征军陷入窘境；同时，在希腊本土，斯巴达国王阿基斯率军入侵亚狄迦，占领狄里西亚，雅典奴隶大批逃亡，雅典状况大为紧急，同时进行两个战争的确让雅典人捉襟见肘。

  德谟斯提尼的远征军到达叙拉古之后，还是不能扭转败局，雅典人堕入了绝望当中，士兵的身体状况也恶化了；但是尼西阿斯还寄希望于有人将叙拉古出卖给雅典人，拖延了撤退，之后由于尼西阿斯对月食的迷信，撤退再一次被耽搁。最终，叙拉古和斯巴达取得了海上的优势，并将雅典远征军全部消灭，尼西阿斯、德谟斯提尼、攸利密顿全部死在了西西里。

  通过远征西西里，雅典人盲目扩大了战争规模，并尝到了战败的苦果。西西里远征军覆灭后，丧失了大量军队与资源的雅典由攻转守。波斯帝国介入伯罗奔尼撒战争，与斯巴达和叙拉古一道向雅典进行着最后的攻击。

（五）爱奥尼亚战争前期与雅典的政体更迭

（前412年—前411年）

  西西里远征军覆灭后，雅典一片恐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决定抵抗到底，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加紧对同盟国的控制，采取节约和改良的政策，来应对斯巴达和波斯的进攻（前412年，斯巴达与波斯联盟）和同盟国的暴动。

  前412年，开俄斯和米利都暴动，倒向斯巴达。同年，萨摩斯暴动，新政权倒向了雅典；并且在与斯巴达争夺列斯堡的战斗中获得胜利，恢复了列斯堡的原状。然而此时，斯巴达和波斯的同盟陷入了混乱，由于叙拉古忙于应付迦太基的挑战不能提供战舰，斯巴达只能求助波斯，然而波斯的替萨斐尼一直无故拖延，使得斯巴达和波斯的同盟大受影响。

  阿尔西比亚德希望雅典能够将他召回，于是他声称自己能够使雅典和波斯建立友好关系，只要雅典不再是民主政体。前411年，雅典发生寡头政变，废止了民主政体；然而萨摩斯的雅典将军反对寡头政治，便召来了阿尔西比亚德，希望他能够保障萨摩斯的安全。同年，雅典人民反对当下的寡头政治，发生了革命，较为温和的寡头派执政。

也是在前411年，优卑亚暴动，这令雅典人十分恐慌，但是斯巴达人却没有抓住这个最好的时机进军封锁比雷埃夫斯港，雅典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斯巴达人证明是雅典人最有益的敌人”[7]（不同的城邦公民性格所致）。

  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载到前411年为止了，虽然我们为他不能写完全书而感到惋惜，但是通过这20年的记述，修昔底德已经将当时希腊世界混乱不堪的战争图景完整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每个单子化的城邦都在这场战争中找寻自己生存的逻辑，利用自身所能掌控的资源，利用各个城邦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甚至是城邦内部的党派、个人，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求生存，没有什么信念与依靠是一成不变的，每个人所能相信的只有自己，城邦也是如此。

     修昔底德认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8]，斯巴达无法忍受雅典对其势力的挑战并且担心雅典有朝一日会确立对整个希腊世界的支配地位，因而发动了对雅典的战争，并且在战争后期竭尽全力想要毁灭雅典。笔者斗胆认为修昔底德的表述有些含混，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更为深刻的认识。

（一）对爆发原因的第一轮澄清——

非对称性战争与城邦模式的较量

  伯罗奔尼撒战争显然是一场非对称性战争，参战的双方在各种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伯罗奔尼撒战争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两种城邦模式的较量，而不是简单的力量与支配权的较量，对这一点的澄清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大战的了解。

  雅典和斯巴达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城邦发展模式，这种不同可以追溯到古风时代，“像所有城邦一样，斯巴达和雅典也面临着统治阶级精英内部的冲突、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冲突，作为整体的共同体和近邻国家之间的冲突”[9]，但是两个城邦为了安顿自身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这绝不能够仅仅用一个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的分野所概括，雅典和斯巴达在发展理念、政治体制、军事装备、生活方式、公民性格等各方面上存在着十分巨大的差距。

  斯巴达的莱库古为斯巴达五百多年的发展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深刻影响了哲学家柏拉图对于美丽城邦的构想。在斯巴达，斯巴达人作为统治阶层接受其他两个阶层（皮里阿西人与希洛人）的供养，整日进行严苛的军事训练与公共生活，在贫穷中培养起对城邦和对美德的热爱；实行混合政体，防止僭主，政体稳定；以集体合作与勇敢著称的重装步兵威力巨大；生活简单朴素；公民性格审慎沉稳。雅典的发展道路则是经过了梭伦、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等人之手创立的。政治等级并不十分严格，流动性更强，而且最低一级的公民也有政治权力；实行民主制与抽签选举制；重视殖民，海军强大；文艺生活丰富多彩，资源丰富；公民性格开放，热爱冒险。

  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的两个模式的差距在战争中得到了放大，科林斯人鼓动斯巴达对雅典宣战的发言、斯巴达和雅典两军对垒阵前的发言中都少不了对自己模式的肯定与对对方模式的诋毁，任何城邦、任何冲突、任何言辞都体现着两种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的根本差异。类似于斯巴达模式的城邦倒向伯罗奔尼撒同盟，类似于雅典模式的城邦倒向提洛同盟，斯巴达会支持其他城邦的寡头党人，雅典会支持其他城邦的民主党人。在对是否发动战争的考量中，更重要的是与自身的相似程度与对对方的熟悉程度，联友攻敌的敌友划分往往按照发展模式的标准进行，相异所导致的的恐惧往往比相似更为剧烈。 

（二）对爆发原因的第二轮澄清——

希腊世界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

  经过第一轮澄清，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更确切的表述应为斯巴达对雅典模式的恐惧，对被另外一种模式支配的恐惧，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被改变的恐惧。但是这么理解仍旧不够，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只是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同盟的战争，不只是两种模式的战争，还是希腊世界的大混战（就像第一部分重述中展示的那样），所有集中爆发的矛盾的激烈呈现。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各种矛盾——城邦内部寡头党人与民主党人之间的矛盾、有领土和资源争端的临近城邦之间的矛盾、子邦和母邦之间的矛盾、盟主和盟国之间的矛盾、希腊世界和非希腊世界的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这些矛盾的数量之多决定了只有斯巴达和雅典双方盟主签订的《尼西阿斯和约》注定失败。《尼西阿斯和约》不能满足科林斯的利益，因此科林斯才会与亚哥斯联盟；《尼西阿斯和约》也不能满足其他城邦的利益，因此在尼西阿斯和平的前期，就算雅典和斯巴达有意和平，希腊世界也仍旧战火纷飞。

  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根本不是铁板一块，各同盟城邦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科林斯、厄基那、麦加拉绑架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同盟，发动了对雅典的战争；雅典的同盟者畏惧雅典而依附于它，一有机会便寻求暴动；亚哥斯和斯巴达的矛盾只是被暂时积压，《尼西阿斯和平》引爆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各城邦之所以选择加入对应的同盟，只不过是想借同盟的力量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城邦和同盟具有一些共同利益目标，虽然导致这一点的原因简单来看还是斯巴达与雅典两种模式的不同，但是这之下还埋伏着发展模式各不相同的各个城邦的算计与谋划。同时，每个城邦自身也远不是铁板一块，斯巴达和雅典的同盟撕裂了其他城邦，每个城邦都饱受党派斗争和内乱之苦。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是两个同盟、两种模式的对垒，还是一次试图解决在希腊世界积久而成的各种矛盾的努力，最终以雅典帝国崩塌、最大的一种矛盾（雅典和斯巴达两种模式的矛盾）解决告终。

（三）一片废墟——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影响

  伯罗奔尼撒战争最终以雅典帝国崩塌告终，斯巴达对雅典与雅典模式的恐惧消除了，但是这场战争远没有解决希腊世界的问题，反倒使得希腊世界走向了衰落与败坏。

  伯罗奔尼撒战争宣告了雅典帝国的破产，证明了雅典帝国不可能成为一个稳定而长久的存在，雅典模式也不是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起码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的雅典帝国是不能长久的）。雅典城邦过于激进的民主政体是政策多变（关于如何处置密提林人的决议）和政治不稳（诉诸民众的党争）的最大因素，也是产生煽动家和野心家的摇篮；雅典帝国以武力威胁附庸城邦的做法也不得人心，从内部瓦解的可能性极高；雅典民众政治智慧不足，富于冒险精神，更易被煽动（远征西西里的决议证明了这一点）。伯罗奔尼撒战争好似解决了斯巴达模式和雅典模式的冲突，战争的确证明了斯巴达模式具有雅典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但是斯巴达模式也被伯罗奔尼撒战争所败坏，战争结束后，大量财富涌入斯巴达，一直以来接受贫困训练的斯巴达战士无法抵挡金钱的诱惑，走向了堕落。同时伯罗奔尼撒战争也暴露了斯巴达模式的其他问题，无法解决内部希洛人的问题导致斯巴达人无力扩张，缺乏冒险精神，过于审慎，生存空间易被吞噬，严格的政治等级制约了海上军力的发展。伯罗奔尼撒战争将两种模式的缺陷放大，雅典和斯巴达在战争中无所不用其极，一点点走向堕落，背离了原有的方向，试图毁灭对方，而失去了内部修正与更新的机会，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发展模式的意义上使得整个希腊世界失去了走向未来的可能性。

  伯罗奔尼撒战争降低了希腊世界的道德水准，扭曲了希腊人的伦理规范。科林斯为了击败科西拉，将之前俘虏的二百五十名科西拉人释放，纵容他们在科西拉开展流血党争；各城邦饱受内乱之苦，派别团体出卖城邦的事情时有发生；斯巴达为了取得对雅典的胜利，不惜和六十年前整个希腊的敌人波斯合作，而且伯罗奔尼撒同盟对此置若罔闻；城邦内部、城邦之间、希腊与外国的关系都会伴随着道德的沦丧而恶化。

  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没有给希腊世界解决日益激化的矛盾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反而扼杀了内部变革的可能性，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希腊世界还在重复上演着战前的各种矛盾，只不过因为雅典帝国的坍塌，这些冲突的威力大为减小了。古典时期辉煌灿烂的希腊文明渐渐地走向衰落，希腊世界将要退出历史舞台。

三：大趋势  对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