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的交换与权力》书评
李星宇 元培学院2014级经济方向
全书的主要篇幅集中在对于微观层次的探讨，依次涉及整合、交换与分化、组织、反抗这4个过程；在此基础之上，拓展到宏观层次（复杂结构）的分析。
与微观经济学类似，布劳在本书中提出的交换理论同样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虽然在强度上有所减弱——即人们总是“试图适应社会条件以达到他们的目标”（第59页）。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预设：人类的大部分愉悦都依赖于社会生活；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个体的幸福感是他人行动的一个函数。由此引出了建立在个体行为基础上的关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探讨。
壹·整合过程
如果A预期与B交往将有所报酬，那么A就会受到B的吸引，或者B对A具有吸引力。这种报酬可以是交往过程本身内在的报酬，也可以是交往过程带来的外在收益。A为了能够顺利地实现与B的交往从而将预期的报酬变现，他需要向B证明自己是有吸引力的，其方法是使用适当的策略（有时甚至需要承担风险）来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一过程可以拓展到群体之中（多个人的情形），这种吸引过程倾向于推动社会整合。
但是在群体情境中，个体面临着“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和“避免产生地位威胁”之间的权衡取舍；在群体形成初期，群体成员参与到竞争深刻印象的博弈中，而每个成员也都需要在“赢得高度尊重”和“维持交往”之间做出选择。给定不同成员各自具有的禀赋，经过上述复杂的博弈和动态过程，拥有为群体做出贡献的能力的成员能够获得高级地位，其余成员为了维持交往则愿意退出竞争，接受较低地位，由此产生了分化。分化的出现反过来增加了对于社会整合纽带的需求。这一需求在不同地位的成员身上会表现出不同的策略，例如高地位成员会倾向于在无关紧要的品质上贬低自己。社会整合过程和分化过程相互依赖，使得群体得以形成和维持。
社会整合及其所导致的群体凝聚力促进了社会支持和规范性控制，而社会支持主要包含社会赞同和内在吸引两个方面。社会赞同即他人对自己（观点、行为）的赞许性同意，它与客观的正确性无关；它是社会报酬和社会影响的基本来源，但是不能够与其他的社会报酬相交换。过于随意地提供赞同会降低赞同的价值；而拥有高级地位的人的赞同具有更高的重要性；对于赞同的不同使用方式取决于特定个体的能力和地位。尊敬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赞同，它是对于拥有高能力的人的言行的一般化、单方面赞同。
得到赞同和提供赞同都能增加一个人的吸引力，在这一机制下，一个群体中的个体通常拥有共享观念和价值。特定个体A的吸引力和得到的赞同受到其留给他人的第一印象（以及由它带来的对A的预期）的影响。第一印象可以是自我实现或自我失败的，人们有时会通过使用虚张声势等策略给他人留下特定的第一印象。但是过于专注于留下印象会干扰交往过程本身，而同一个体同时属于多个圈子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爱情是内在吸引的极端形式，它遵循社会吸引的一般原则。恋爱双方都面临着“及时表达爱慕情感并承担责任”和“防止情感因滥用而贬值”之间的两难困境；因而在恋爱双方进度大致相同的情形下，爱情最容易持续下去。
此外，赞同和吸引的共同点是其重要性都取决于真诚性、稀缺性和对于提供者的态度。
贰·交换过程
社会交换指的是“人们被期望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并且一般来说确实也从别人那里得到了的回报所激励的自愿行动”（第157页）。一个人如果想从他人处获得利益，他需要先为对方提供利益，或者对已经从他人处获得的利益予以回报。因此在交换关系之下，就形成了社会互动，并使得群体结构得以发展。与经济学中的严格的市场交换不同，在社会交换中，并不存在一个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契约，而只是一种“未加规定的义务”；社会交换中也不存在一个确定的交换比率（价格）。但这并没有妨碍将“效用最大化”和“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运用到社会交换的分析当中。社会交换可以看作是介于纯粹利益计算和纯粹内在情感两种极端情形之间的某种状态。
正是由于所谓的“未加规定的义务”，社会交换关系的建立依赖于参与者相互之间的信任，也即要使得对方相信自己在将来能够为其提供社会报酬。在不同分类维度的组合下，社会报酬可以分为个人吸引、社会赞同、尊敬（声望）、社会承认、工具性服务、服从（权力）这6种类型（第168页表格）。在社会交换关系中，A可以获得报酬，这是他的收益；为了获得这种报酬，他需要向对方提供报酬，在这一过程中他需要放弃一些获得其他报酬的机会，这被看作是“机会成本”。在具体的情境中，收益和成本的含义会更为丰富。
如果在交换过程中，A能够为A-1提供A-1所不能偿还的压倒性的报酬，或者A能够为A-1提供他们所必需的服务，那么A-1就会形成对A的单方面依赖或者义务，从而A获得了权力和更高的地位。这里权力被定义为个人或群体通过消极制裁的威慑，不顾反抗的可能，将其意志强加给他人的能力（第191页）。要打破这种“权力-依赖”关系，有4种途径：A-1向A提供足够的服务作为报酬；寻找A所提供的服务的替代品；使用武力强迫A；A-1改变自身的偏好或抑制需求。这就形成了社会独立性的4个条件，他们的反面则形成了权力的4个必要条件。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它们则分别代表了资源的交换与分配、竞争和交换比率、组织和分化、意识形态的形成4个方面的内容。
以上过程也可以发生在群体中。在群体形成初期，成员为吸引力进而为领导地位和权力而展开竞争。经过这种竞争，最有能力的成员最终通过对群体以及对其他成员的贡献而获得了其他成员的服从，从而拥有了权力和高地位。只有这些获得了成功的成员才继续为了争取更高的支配地位而竞争，其余成员则接受他们的工具性服务，竞争关系和交换关系分离开来。权力结构的分化最终在群体中形成了分层的系统，也即形成了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一旦高阶层的成员资格得到普遍承认，那么地位本身就成为一种资本，它能够带来权力和他人的服从。这种资本在对权力的使用中被消耗；它也可以用于投资使其再生产，这一过程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它一旦成功，就能得到更多的权力作为对于承担风险的补偿。此外，一个个体的容忍度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其权力的大小。
人们在交往中的满意程度取决于他们在交往中得到的实际收益与他们对社会报酬的期望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而期望包括对于总收益的一般期望、对于特定对象的特殊期望和对于利润的比较期望。实际收益高于期望会带来满足，而实际收益低于期望会产生剥夺感。期望又会随着当前获得的收益而进行调整，这一原理会和“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共同作用，从而影响报酬增加所带来的效应。
根据报酬增加给不同个体带来的不同效应，就可以推导出社会交换特定领域中的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两条曲线的交点就是现行的均衡价格和对应的交换数量。这是理论上的现行交换比率，由于社会交换自身的特点，这一理论结果并非能够被严格地达到。除此之外，社会交换中还存在着由社会规范决定的公平交换比率（现行交换比率并不必然也不必须与它相等），执行公平标准可以换来社会赞同。在群体的情境下，个体对社会报酬的期望会将整个群体的整体情况作为参考标准；与群内优于自己的个体进行比较会导致相对剥夺感。因而，对群内成员的大规模提升并不能够增加个体的报酬感，这被视作“集体边际效用递减”原理。
个体可以通过在不同的组织或群体之间流动的方式去追求公平（能最大化自身报酬）的结果；但是由于群体间竞争的需要，“人们被期望他们自己能致力于他们的社会关系、群体和组织”（第247页），这就导致了个体对特定群体的依附和不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可能会承受不公平的结果和遭受损失。
接下来，就可以将上述关于社会交换的各个部分整合到一起，并将边际分析运用到群体中的社会交换过程，考察群体结构的变化和调整。这实际上类似于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和福利分析。作者设定了一个二人交换的情境：专家的建议（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同事的服从（相对地位）相交换。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引入无差异曲线，并利用交换的“艾奇沃思盒子”（Edgeworth Box），可以推导出一组帕累托最优的结果，即契约曲线（第266页图2）。契约曲线上的任何一点都意味着不存在帕累托改进（所有人不变差且至少有一人变得更好）的空间，但是从初始禀赋出发能够到达契约曲线上的哪一点，这取决于双方的议价能力；这一过程中双方的福利变化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这一过程很容易拓展到一个群体之中，此时专家提供建议的对象和普通同事获得建议的来源都扩展了，前者倾向于促进群体中的社会地位分化，而后者倾向于减低群体中的社会地位分化；两种力量相互作用，导致了分化的群体结构的均衡状态。
外生条件的改变会引起群体结构的调整，即从原来的均衡状态转到新的均衡状态。例如对于建议的需求的变动或者专家建议供给的变动会引起（建议与服从之间的）交换比率和最终交换数量的改变。而变动的形式和幅度，则又取决于供给和需求各自的弹性（elasticity），即“价格在引起或阻止数量变动方面的有效程度”（第272页）。
从更大范围来看，社会交换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遵循“等边际原理”，也即任意一种资源在每一种用途中产生相等的边际报酬。但这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定之上的；在社会交换中，由于服务的异质性、竞争者的有限数量和不完全的信息与沟通的存在，它实际具有不完全性。
叁·组织过程
在社会交换所引发的社会地位分化过程中，有能力为群体做出贡献的个体能够得到其余成员的服从，从而拥有权力和领导地位；集体的赞同可以使领导地位合法化。因此，领导地位面临着行使权力和获得合法化赞同之间的权衡取舍。但将这两个过程分配到不同的阶段有助于解决困境。
在一些组织中，管理者的权力被制度化，从而他对下级拥有正式的权威。只有当他能够利用这一机会为下级提供服务，他的权力才可以被下级成员们的社会赞同所合法化，使得对他的服从成为共享价值，从而使他获得合法权威。为了缓解认知失调，下级成员会将上级的权力在认知上合理化；这一过程在群体中普遍发生，就会形成下级的共同价值和社会规范，这一规范将强制下级中的每一个成员服从于领导权威。与制度化的权威相对应的是非正式领导，它需要依靠个人品质和才略来获得追随者的自愿服从。相比于制度化权威，非正式领导在获得合法化赞同方面具有优势，而在行使权力方面具有劣势。
合法权威的一个重要功能是“组织大规模的集体努力，以追求被共同接受的目标”（第316页）。组织中成员和雇员身份存在着区别：成员的福利的提升是组织的目标，因此成员的贡献可以通过预期的自身福利提升得到补偿，这为他们提供了献身于组织的激励；而雇员对组织提供的服务则并不以其自身的福利改进为目标，因此他们需要被支付固定报酬。两种情况下，组织都需要有一定的剩余资源才能建立和维持。对于力量足够强大、资源足够丰富的组织而言，它能够像对待雇员一样给其成员支付固定报酬。组织中的成员会相互比较，一旦在比较中产生相对剥夺感，就容易导致冲突和反抗。
肆·反抗过程
如果拥有权力的人对于服从于他们的群体的要求远远超出了社会规范所界定的公平和正义的标准，服从权力的人就会共同体验到被剥削和压迫的感觉（第334-335页）。这种剥削和压迫的感觉也能产生一种社会剩余，它可以成为产生社会反抗的资源。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集体情境中，就可能出现革命的意识形态，使得反抗权力合法化，从而激起反抗的发生。
反对党是政治领域中反抗的一种体现。社会结构中的异质性、政治体制都会影响反抗的激烈程度。极端主义反抗具有源自剥夺感、无力感、异化感的表达性意义，同时也需要对其追随者提供获得报酬的期望。强大政党有能力提供物质激励，但对于小型反对党而言，意识形态的报酬更为重要，从而它要求其成员对其忠诚。特殊主义的价值使得反抗群体内部能够统一起来，而普遍主义价值是政党之间进行比较、选民做出选择的必要条件。意识形态这两方面的价值存在冲突：一种意识形态的强度和它的吸引力之间是一种反向变动关系（第360页）；争取选民以增加成员数量的行动通常会造成其意识形态的弱化，如果这一妥协没有使其发展壮大，那么它将走向衰亡.
复杂结构并不是微观层次的简单复制或者个体的简单加总，因为会有新的问题出现。例如复杂结构中难以做到个体之间的直接交换；个体的理性选择可能导致类似于囚徒困境般的集体福利损失。因此，在复杂结构中，需要社会规范来防止个体理性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同时，复杂结构中的社会交换应当通过一定的媒介，间接地进行。而充当社会交易媒介的，就是价值；它类似于宏观经济当中的货币。
作为媒介的价值分为4种类型：
（1）特殊主义价值，它是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的媒介；
（2）普遍主义价值，它是社会交换和权力分化的媒介，扩展了交易和地位结构的范围；
（3）合法化价值，它是组织的媒介，扩展了有组织的社会控制的范围；
（4）反抗的意识形态，它是社会变迁和结构重组的媒介。
为了使合法化的组织能够永久存续，它的组织原则需要被制度化。制度化要求组织原则被形式化，支持它们的社会价值也必须在社会化中被传递，此外还要得到统治群体的支持。对应于上述的价值的4种类型，制度也可以划分为4类：（1）整合性制度，它保存特殊主义价值，维持社会团结和群体的特性；
（2）分配制度，它保存为了必需的社会设施、贡献、报酬的生产和分配而发展起来的社会安排；
（3）政治制度，它使得在追求社会目标时动员资源和协调努力所必需的权威和组织永存；
（4）包含“反制度成分”的文化遗产，它是社会变迁的最终源泉。
从构成来看，宏观结构由亚结构组成，而亚结构又可以由其他更低层次的亚结构组成。在宏观结构与亚结构2个维度中，整合、分化和组织3种类型可以形成以下几种组合（第414页表格）：（1）个人吸引和特殊主义的团结；
（2）依附对流动；
（3）限制政治义务的亚群体忠诚；
（4）社会阶层之间的横向联系；
（5）群体内的地位和群体间的流动；
（6）政治精英和亚群体代表；
（7）由文化价值整合起来的组织；
（8）内部组织和有差别的成功；
（9）自主性、集中化的权威和有差别的成功。
群体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个体间的关系，因为群体中包含了许多的个体。群体间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个体在群体之间的流动。不同集体中的不同成员资格具有不同的报酬，这是群体间成员流动的一个动因；实际的流动则还要取决于成员的能力。亚结构中的标准从宏观来看是属于特殊主义还是普遍主义，这也会影响到成员的流动。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提出了一个取舍问题：选择低级群体的高地位，还是选择进入更高级群体接受下级位置。在一个有着刚性边界的社会结构中，调整可能无法自动发生，从而导致停滞；借鉴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社会结构中，反抗运动能够用于复兴一个停滞的社会结构。
因而，反抗是一种再生力量，是社会重组的基础。结构刚性和制度化模式虽然确保了秩序的稳定，但在新环境下却阻碍了调整和适应；反抗则是这些刚性的对抗力量。交叉的冲突、多群体的从属关系和相互重叠的反抗实际上保护了民主制度，因为它防止了两个阵营激烈敌对从而造成社会结构断裂的情况出现。但是在这种稳定的民主制度下，弱势群体可能会承受损失。
由于社会结构纷繁复杂，因此在其变迁过程中，几乎不存在稳态的、绝对的均衡；一个层面的平衡可能意味着另一个层面上平衡的打破。结构的变迁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过程，是反复地打破均衡和恢复均衡的过程；作者将其称为一种辩证的模式。
纵观全书，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围绕着社会交换这一基本概念，逐步展开，揭示了人们间社会交往过程的机制。
正如作者所言，社会交换和经济交换之间存在大量的相似之处（第446页），因此本书中所呈现的交换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社会交往过程。从广义来看，经济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部分，因此在理论上做这样的拓展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不过，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为了能够充分利用数学工具进行建模和分析，做出了相当严格的假设，其中的很多假设与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不相符合。因而，本书在借用经济学的原理分析社会交往时，结合具体情况对很多假定进行了放松。例如作者指出在社会交换中，只是一种“未加规定的义务”，而且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价格。这样的处理，保留了理论的核心逻辑，同时也更加贴合社会生活的实际。
